2018年四川大学艺术学院642艺术学原理之中国美学史大纲考研仿真模拟五套题
● 摘要
一、名词解释
1. 三言二拍
【答案】三言二拍是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及拟话本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也标志着王阳明心学理论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2. 以禅喻诗
【答案】以禅喻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一种论诗方式,它是佛学对诗歌理论影响的产物。晚唐以降,僧人和文人过从甚密,彼此以禅喻诗,以诗证禅,遂成风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诗歌美学已开始深入到艺术创作和欣赏规律的内部,诸如韵味、意境这样一些诗歌审美特征被发现、重视。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要领,就是妙悟。到北宋,诗与禅的结合在理论和创作上更为普遍,可以说形成了一定的风气,苏、黄等人都论说过诗歌创作的妙悟。
3. 公安派
【答案】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为知名,公安派的核心口号就是由他提出的。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袁宏道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他们的诗歌脱离“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但也有些作品过于率直浅俗。
4. 随物赋形
【答案】“随物赋形”是苏轼提出的一条文艺创作及美学的原则。它要求艺术家尊重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规律,准确而又自然地表现出对象的形态和特征。其中的“物”指客观对象,包括自然事物与社会生活内容,“形”指作品中所反映的事物的情貌和形态。苏轼的“随物赋形”的创作主张以艺术形象的刻画应合乎自然为最高标准,要求创作以传神为主而形神兼备。
二、简答题
5. 请以具体作品为例,阐述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
【答案】鲁迅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和他对近代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是同他长期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主要表现为:
(1)思想内容方面
①“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和“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创作动机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即“取法”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两者都以“狂人”作主人公,主要内容都是狂人的经历、见闻、心理,最后都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果戈理是鲁迅“最爱着”的作家之一,其“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更为鲁迅所欣赏。本着“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和“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创作动机,鲁迅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便从以暴露、批判为特点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得到启发和借鉴,借狂人之口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②小说的取材以及主题
《药》的取材及主题则得力于《齿痛》和《工人和白手党》。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齿痛》,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正患齿痛,当小孩子们几次跑来,用急促的声音讲耶稣的事时,他发怒顿脚,“因为他们用这样的小事来烦扰他”》他和老栓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病比起革命者的冤死来要重要的多。屠格涅夫散文诗《工人和白手党》写了一个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奋斗最终被绞死的人,因长时间带刑具,手没有血色。正像绍兴的人们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一样,工人们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为的是得到一截绞绳来治病。革命者为了群众而牺牲了,而愚昧的群众却还享用这牺牲。
③此外,拜伦之于鲁迅小说中反抗强暴的个人英雄主义,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鲁迅小说“精神胜利”的典型,菊池宽之于鲁迅小说中为父报仇的题材……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2)形式技巧方面
①“看/被看”的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创作形式是新颖、独特的,如有日记体(《狂人日记》),有持续的独白(《头发的故事》),有象征结构(《药》),有自传式叙述(《故乡》),有完全没有情节的电影式的群众画像(《示众》)……而在一些具体方法、技巧上鲁迅小说也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比如叙述技巧,鲁迅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使用并自觉地发展小说叙述者的复杂艺术的小说家。如《孔乙己》中的叙述者不是孔乙己,不是掌柜、酒客,而是酒店的一个“小伙计”,这在作者是大有深意的。它形成了小说中多重的“看/被看”的结构形式。
②复杂、详细的心理描写
再如复杂、详细的心理描写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排斥而缺失的,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则有许多大段、复杂的精彩心理描写,如《白光》中陈士成的变态心理、幻觉,《孤独者》《在酒楼上》
中人物自我辩白的矛盾心理的描写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鲁迅学习、借鉴外国文学典范的结果。
总之,鲁迅为反抗现实,振醒国民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的“取法”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
现实和个人的深切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他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忧愤”更为深广,主题更为深刻。他小说的“新形式”也是把外国文学典范和中国文学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启发也有探索,既有借鉴也有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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