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以法国作家杜拉斯创作中的“痛苦”这一主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和理论上的批判式分析，说明“痛苦”是杜拉斯创作中具有母题性质的话题。杜拉斯通过文学、电影上的叙事革命，对个人及时代的痛苦进行细致的体察和不断的反抗。这种书写不仅体现了一名作家对时代氛围的捕捉，也具有一种与理论相辉映的高度。
本文的第一章主要对“痛苦”作了一种现实根源上的追溯，从时代精神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上对杜拉斯的主要创作年代作了一种背景式的梳理。二战以来，人类进入到一个“困惑的年代”[1]，对人和人的存在产生了怀疑，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存在于世的荒诞性。这一时期人的精神状态是怀疑、困惑、孤独却又莫名地兴奋，期待出现一点什么来改变目前的绝望状况。六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发展上的“断代”，激进青年急于摆脱一切制度和形式上的束缚，追求一种不用为任何事情负责的极端自由，反抗一切既成秩序、体制和权威。这种“断代”在法国的集中体现便是六八年五月革命。六八之后，这种全民性的反抗则只保留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中，他们在文本试验中继续乌托邦革命。
本文的第二章主要采用叙事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通过文本细读，提炼出杜拉斯创作中的独特成分：在回避中承担，在记忆与忘却中纠缠，在真实与想象中迷失。这三个方面从现实世界——精神世界——思维领域三个层次实现了一种递进式上升，深入剖析了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痛苦”现象。在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时，通过杜拉斯对战争、种族和公平正义的关注，我们尚能看到她对历史的承担勇气，痛苦虽然存在，但只存在于面对现实状况时。在对“精神世界”的论述中，笔者选取了杜拉斯创作中的一个主题——“爱情和欲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分析，说明人越是忘却，就越是记忆，在思想中体验一种记忆中的痛苦，成为更深的、更无可排解的痛苦。在对“思维领域”的论述中，笔者选取了影片《卡车》的语言作为分析对象。杜拉斯用完全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希望，用放弃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抗争。
杜拉斯虽然没有自觉探索理论体系，却通过具体的文本实践书写自身与外界，并闪现出理论的意识，使得创作具有了一种与理论相辉映的高度。读者通过主观感受，可以对这些隐约的意识加以把握。本文的第三章在具体的论述中，结合第一章的时代特征分析，发现特定时代出现的某种理论氛围，再结合第二章中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究杜拉斯的创作与理论的对话关系：通过“通过选择来建立联系”和“永远的他者”，论证了杜拉斯的“人的存在终将是孤独的”这一态度；通过杜拉斯作品中人物在精神或肉体上的出走，以及杜拉斯本人在写作方式上的“出走”来论证她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态度；通过“将话语当作权力场所”，并“用小说手法实现对电影的反动”，论证了六八年之后知识分子们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
痛苦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个体的体验中，面对无法逃避的痛苦，杜拉斯采取了将反抗的阵地从现实世界转移到思维领域的行动，这种无奈的妥协和不懈的斗争，正是人存在的最大的痛苦。
[1] 张泽乾，周家树，车槿山．20世纪法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