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

　　挥舞人权大棒对弱小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是当今国际社会大国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何谓“人权外交”“人权”这一国家内部的问题是如何卷进“外交”领域的？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疑是人权大棒挥舞的最凶、最娴熟的国家，其人权外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什么变化，其推行的背景和根源又在哪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正确的认识美国人权外交的演变和本质的需要，而且对于那些深受美国人权大棒“痛击”的国家根据不同是其外交重点的不同，避实击虚，针锋相对的进行外交活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外，人权外交作为二战后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引起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以及国际政治等领域的诸多学者的关注和多角度的细致研究，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篇全面、系统地论述这一敏感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即使偶有论述，不是以偏概全，就是闪烁其辞，缺乏辩证分析、客观评述的认识理性。基于此，作者想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番系统、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这是本文选题、论述的出发点。 　　经过客观的资料分析，本文表述的基本观点是：“人权”进入美国外交领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时期。成熟时期的人权外交，不仅具有外交战略的高度，而且有可实际操作的政策内容，这时的人权外交，难以简单的贴上“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标签，人权外交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传统外交路线的融合点；人权外交施行之处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扩展之地，因此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色彩；但是美国人权外交的根源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驱动，它深植于美国传统的宗教“使命观”和历史形成的“民主传统”，当然现实的反共产主义“冷战”需要也是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于人权外交的评价，必须辨证的看待，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 　　本文从“人权外交”的范畴界定入手，分析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演变进程，探讨其历史根源，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具体的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人权”和“人权外交”的范畴，分析人权是如何进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外交领域的。 　　第二部分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把美国的人权外交系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权外交”的萌芽和外交探索期，始自威尔逊政府，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建立以“十四点和平计划”为纲领的战后世界新秩序，标志着美国人权外交的肇始。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则以“人权”相号召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世界人权的发展，但也表络出美国领导世界的野心：二战后的美国历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在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同时，探索以“人权”为武器的“和平演变”外交模式，为人权外交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卡特政府是美国人权外交的正式提出者和着力推行者，把“人权”问题同对苏关系紧密相连，最终因对苏目标的落空而使“理想主义”的人权外交向“现实主义”的“卡特主义”转变；里根——布什时期是人权外交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内容更为广泛、复杂，不仅有外交战略的特点，而且有切实可行的政策内容，标志是人权外交多重标准的出现；冷战后时代，克林顿政府凭借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和前大的军事实力，成为人权外交的强力推行者，克林顿主义或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提高、科索沃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美国的人权外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第三部分，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根源。文章从分析美国宗教“使命观”入手，论述了美国宗教使命观世俗的过程，即美国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富有拯救“上帝的弃民”的责任和义务，随着美国不断扩张和强大的过程，逐渐被政治家阐释为领导国际社区的责任和使命；美国民主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美国领导国际社区的制度优势和依据，因为在美国政治家的眼睛里，海外扩展民主有利于促进国内民主和国家强大；此外，反共产主义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同时又是美国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争夺，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正式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外交领域，才导致了人权外交存在的长期性和渐变性。 　　第四部分，是对美国人权外交的总结和评价。人权外交长期存在于美国外交领域，具有延续性、周期性和摇摆多变性等特点；人权外交体现了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精神，使二者的有机结合，其实质是带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的扩张主义理论，同时又具有某些推进世界民主进程的理想主义特点，因此对待人权外交必须一分为二，即认识到其霸权主义的本质，又不可忽视其积极因素。 　　综观本文论述的全部内容，其创新之处在于：就美国人权外交问题第一次系统得到梳理了其发展演变线索，可过的分解成四个相互关联的阶段；首次提出人权外交的成熟和完善是在里根政府的第二任期；第一次把人权外交的根源追溯到美国传统的宗教使命观和扩展民主、维护国家强大的政治传统，并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