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主要特色之一,它与本体论、工夫论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同时,心性论又是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中介,心性论的形成也离不开本体论的基础和工夫论的表现作用。在理学初创时期,张载构建了自己的天人关系体系,几乎涉及到理学讨论的全部范畴。他从“太虚”本体出发,贯通体用与天人;程颢富有主体特色的哲学观,强调从心性主体直悟本体,这和他重视工夫修养的特点构成了二而一的关系。自此以后,“天人构架”和“心性主体”便成为理学非常重要的两翼或两个重心,对理学的发展与成熟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二者的关系解决了理学心性论形成过程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天人构架”与“心性主体”的发展过程恰恰也是心性之学具体形成的过程。同时,张载与程颢在心性问题上的联系,也为理解关洛之学的继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张载的“天人构架”体系和程颢的“心性主体”特色是二人心性学比较的平台。张载构建了“太虚本体”和“虚气相即”的本体宇宙论框架,落实到心、性范畴上,走通了由天到人之路,为心性学建立了天人构架;程颢主张天人即一的学说,他认为天理的顺随而下直接落实在性和心上,对天理的把握,只需要从主体的自觉出发,识仁之体,直悟本体,带有很强的主体哲学色彩。二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心性学的认识。
张、程二人的对人性的论说均符合宋明儒学开发《孟》、《易》、《庸》等“以理言性”的传统,张载继承了孟子论性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承当处言性,同时注意到告子“以生言性”的自然层面意义,提出了层次清楚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其哲学落实在成性论上,他认为“性”是需要继善化气来成就的对象,成就了性也就是成就了人自己;程颢以生言性,骨子里对天理本体的把握决定他虽然合着“理”和“气”一滚言性,实则依然以天道仁体之顺势流行为性之本然。其对性的把握不同于张载的“反之”和“成之”,而是主张对性产生过程的“顺之”和“继之”。
张载的心学体系由性与知觉两方面决定,对应两种性,他提出心的两种知: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知觉方面的实然含义,使心具有本心与习心之别,同时,张载对心的把握在于它是道德修养和工夫实践的下手处,从心的把捉出发,开出一条从人到天的复归路径,即成圣之路;程颢的《定性书》实际上也是定心的意思,在他那里心、性是一体的,他批评了所谓“防检”、“穷索”的“关学学风”,提出“廓然大公,随物而应”的涵养方法,主张通过“识仁”达到从主体之心,直悟本体之仁的目的。
在二人心性问题的比较下,突出“天人构架”和“心性主体”在心性学建立中各自的地位和贡献,二者分别从天与人、客与主的角度沟通了太虚(天理)与心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二者可以在义理上相互补充,二者的结合为精致心性学的完整构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张载与程颢的心性学比较中,二人有着不同的立学途径和学风特色,在关洛学交流中也有着许多承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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