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2010年9月，A县民政局由于长期工作效率低下，原局长被降职调往别处，35岁的张清被上级委任为局长。张清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上任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之中。他在工作中事必躬亲，对下属不放心，处处不放手。县民政局原有的两位副局长认为张清事事包办代替，致使自己被架空了，因而对他颇有怨言。一年来，县民政局不但工作效率没有提高，反而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复杂，大家都没干劲，对此，张清感到非常苦恼。A县新建了一个火葬场，但基于当地风俗，大部分群众仍选择土葬。张清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对落实殡葬改革政策非常重视，为了提高火化率还专门制定了奖罚措施： ①鼓励举报土葬，并且有奖金； ②对违规土葬的，实施罚款。根据群众举报，2011年10月15日，A县某村村民李峰去世，家属将其遗体土葬。张清未经过党委开会研究，也未通知两位副局长，便直接安排执法大队前去挖掘李峰遗体。2011年11月15日，民政局执法大队将李峰的遗体强行挖走并实行火化。在掘坟时，工作人员并没有通知李峰家属到场。直到21日，李峰家属才知道遗体已被火化。此事让李峰家属非常愤怒，其在网上发帖大肆传播此事。这条新闻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与议论，并引来多家媒体采访。22日，李峰家属及亲友围堵民政局，要求民政局给个说法，并且与民政局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此事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当地殡葬改革制度的落实。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并派出专项工作组处理此事。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2010年9月，A县民政局由于长期工作效率低下，原局长被降职调往别处，35岁的张清被上级委任为局长。张清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上任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之中。他在工作中事必躬亲，对下属不放心，处处不放手。县民政局原有的两位副局长认为张清事事包办代替，致使自己被架空了，因而对他颇有怨言。一年来，县民政局不但工作效率没有提高，反而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复杂，大家都没干劲，对此，张清感到非常苦恼。A县新建了一个火葬场，但基于当地风俗，大部分群众仍选择土葬。张清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对落实殡葬改革政策非常重视，为了提高火化率还专门制定了奖罚措施： ①鼓励举报土葬，并且有奖金； ②对违规土葬的，实施罚款。根据群众举报，2011年10月15日，A县某村村民李峰去世，家属将其遗体土葬。张清未经过党委开会研究，也未通知两位副局长，便直接安排执法大队前去挖掘李峰遗体。2011年11月15日，民政局执法大队将李峰的遗体强行挖走并实行火化。在掘坟时，工作人员并没有通知李峰家属到场。直到21日，李峰家属才知道遗体已被火化。此事让李峰家属非常愤怒，其在网上发帖大肆传播此事。这条新闻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与议论，并引来多家媒体采访。22日，李峰家属及亲友围堵民政局，要求民政局给个说法，并且与民政局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此事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当地殡葬改革制度的落实。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并派出专项工作组处理此事。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张A是某重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毕业前夕他参加了省里的选调生考试，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某县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张A在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小、学历最高，是众人眼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组织上也对他寄予厚望。县委书记王B是下派干部，年富力强，果断而不失严谨，是出了名的“行动派”。县长李C是从本地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小圈子”，上上下下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为创建和谐城市、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县里决定兴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群众对此也十分支持。张A作为分管副县长具体负责此事，他对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重要任务铆足了劲儿，认为以自己的能力肯定能够圆满地完成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张A渐渐发现，凡是和文化活动中心建设有关的事项，包括选址、设计方案、招标过程等，王B书记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室外绿化选择什么树种也要亲自过问，自己上报的方案屡次被否定。张A感到自己事事做不了主，处处有约束，表面上是主管领导，实际只是个跑腿汇报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在一些场合抱怨自己工作放不开手脚。县长李C因与县委书记王B在人事安排上出现过摩擦，而对书记有了成见。在一次到省里开会的间隙，李C县长意味深长地对张A说：“你学历高又年轻，组织上重视你，但也可能因此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年轻人啊，在仕途上追求进步首先不能站错队。”张A明白李县长是想借此拉拢自己，但他认为凡事应该坚持党性原则，不愿搞小团体那一套，断然拒绝了李县长伸出的“橄榄枝”。李县长因此对他产生了看法，逐渐疏远了他。由于张A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中途搁置，群众意见很大。年终上级组织部门来考核班子，王书记说张A眼高手低，遇到挫折便打退堂鼓；李县长反映张A清高自傲，不考虑班子团结；部分干部群众由于文化活动中心的事情对张A也有了负面看法。由此组织上对于他的工作表现不是很满意。与此同时，张A又向组织反映当地人际关系太复杂，阻碍了自己施展才干，请求调离。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张A是某重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毕业前夕他参加了省里的选调生考试，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某县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张A在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小、学历最高，是众人眼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组织上也对他寄予厚望。县委书记王B是下派干部，年富力强，果断而不失严谨，是出了名的“行动派”。县长李C是从本地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小圈子”，上上下下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为创建和谐城市、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县里决定兴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群众对此也十分支持。张A作为分管副县长具体负责此事，他对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重要任务铆足了劲儿，认为以自己的能力肯定能够圆满地完成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张A渐渐发现，凡是和文化活动中心建设有关的事项，包括选址、设计方案、招标过程等，王B书记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室外绿化选择什么树种也要亲自过问，自己上报的方案屡次被否定。张A感到自己事事做不了主，处处有约束，表面上是主管领导，实际只是个跑腿汇报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在一些场合抱怨自己工作放不开手脚。县长李C因与县委书记王B在人事安排上出现过摩擦，而对书记有了成见。在一次到省里开会的间隙，李C县长意味深长地对张A说：“你学历高又年轻，组织上重视你，但也可能因此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年轻人啊，在仕途上追求进步首先不能站错队。”张A明白李县长是想借此拉拢自己，但他认为凡事应该坚持党性原则，不愿搞小团体那一套，断然拒绝了李县长伸出的“橄榄枝”。李县长因此对他产生了看法，逐渐疏远了他。由于张A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中途搁置，群众意见很大。年终上级组织部门来考核班子，王书记说张A眼高手低，遇到挫折便打退堂鼓；李县长反映张A清高自傲，不考虑班子团结；部分干部群众由于文化活动中心的事情对张A也有了负面看法。由此组织上对于他的工作表现不是很满意。与此同时，张A又向组织反映当地人际关系太复杂，阻碍了自己施展才干，请求调离。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小刘是东部某县政府办的一名科员，从2002年工作至今，县长大会小会上的讲话稿多出自他手。每次小刘起草好的稿子都是先呈送政府办向主任审阅把关，待修改到向主任点头认可的时候，再由向主任送到领导案边。平时，小刘很注意与领导、同事搞好关系，每次写稿子都很谦虚地请教向主任。小刘希望能通过稿件给张县长留下好印象，进而得到提拔与重用。有几次，小刘远远地见了张县长，就赶紧走过去打招呼。可是，张县长只是点头示意一下就走过去了。这种近乎陌生人的冷漠让小刘很失落。市里即将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小刘很认真地搜集相关资料，领会会议精神指示，想借这次捉刀讲话稿的机会赢得领导的赏识。经过反复的修改，讲话稿终于得到了张县长的批示：同意付印。会议圆满结束，张县长的讲话很出彩，赢得了在场领导、同事的阵阵掌声。庆功会上，向主任给张县长敬完酒后，张县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几年，你工作态度认真，文字水平不一般，‘进步’是迟早的事啊！”这一席话使小刘感到透心凉：“原来一直以来，张县长根本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工作呀！”几个月后，向主任被提拔到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而小刘依然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科员。自此以后，小刘心灰意冷，工作起来也没了以往的精气神。每天小刘都按时上下班，不像以前一样主动加班了，领导交代的事情也只是机械地去处理，敷衍了事。在一次处理政府机要文件时，由于心不在焉，小刘把一份秘密级的文件当做一般性文件处理了，酿成了一场小事故，并因此受到警告处分。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小刘是东部某县政府办的一名科员，从2002年工作至今，县长大会小会上的讲话稿多出自他手。每次小刘起草好的稿子都是先呈送政府办向主任审阅把关，待修改到向主任点头认可的时候，再由向主任送到领导案边。平时，小刘很注意与领导、同事搞好关系，每次写稿子都很谦虚地请教向主任。小刘希望能通过稿件给张县长留下好印象，进而得到提拔与重用。有几次，小刘远远地见了张县长，就赶紧走过去打招呼。可是，张县长只是点头示意一下就走过去了。这种近乎陌生人的冷漠让小刘很失落。市里即将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小刘很认真地搜集相关资料，领会会议精神指示，想借这次捉刀讲话稿的机会赢得领导的赏识。经过反复的修改，讲话稿终于得到了张县长的批示：同意付印。会议圆满结束，张县长的讲话很出彩，赢得了在场领导、同事的阵阵掌声。庆功会上，向主任给张县长敬完酒后，张县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几年，你工作态度认真，文字水平不一般，‘进步’是迟早的事啊！”这一席话使小刘感到透心凉：“原来一直以来，张县长根本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工作呀！”几个月后，向主任被提拔到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而小刘依然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科员。自此以后，小刘心灰意冷，工作起来也没了以往的精气神。每天小刘都按时上下班，不像以前一样主动加班了，领导交代的事情也只是机械地去处理，敷衍了事。在一次处理政府机要文件时，由于心不在焉，小刘把一份秘密级的文件当做一般性文件处理了，酿成了一场小事故，并因此受到警告处分。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小刘是东部某县政府办的一名科员，从2002年工作至今，县长大会小会上的讲话稿多出自他手。每次小刘起草好的稿子都是先呈送政府办向主任审阅把关，待修改到向主任点头认可的时候，再由向主任送到领导案边。平时，小刘很注意与领导、同事搞好关系，每次写稿子都很谦虚地请教向主任。小刘希望能通过稿件给张县长留下好印象，进而得到提拔与重用。有几次，小刘远远地见了张县长，就赶紧走过去打招呼。可是，张县长只是点头示意一下就走过去了。这种近乎陌生人的冷漠让小刘很失落。市里即将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小刘很认真地搜集相关资料，领会会议精神指示，想借这次捉刀讲话稿的机会赢得领导的赏识。经过反复的修改，讲话稿终于得到了张县长的批示：同意付印。会议圆满结束，张县长的讲话很出彩，赢得了在场领导、同事的阵阵掌声。庆功会上，向主任给张县长敬完酒后，张县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几年，你工作态度认真，文字水平不一般，‘进步’是迟早的事啊！”这一席话使小刘感到透心凉：“原来一直以来，张县长根本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工作呀！”几个月后，向主任被提拔到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而小刘依然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科员。自此以后，小刘心灰意冷，工作起来也没了以往的精气神。每天小刘都按时上下班，不像以前一样主动加班了，领导交代的事情也只是机械地去处理，敷衍了事。在一次处理政府机要文件时，由于心不在焉，小刘把一份秘密级的文件当做一般性文件处理了，酿成了一场小事故，并因此受到警告处分。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材料1：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比如，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比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材料2：在沿海地区采访时，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材料3：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材料1：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比如，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比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材料2：在沿海地区采访时，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材料3：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问题：
[问答题,案例分析题] 材料1：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比如，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比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材料2：在沿海地区采访时，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材料3：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