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氐羌民族的宗教信仰---以造像碑为中心的考察

宗教信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氐羌民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此研究者甚少。近代以来关中地区出土了大量的佛道教造像碑，这些造像碑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内迁关中的氐羌民族信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成为研究多民族间宗教认同的活化石。鉴于此，本文选取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氐羌民族的信仰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氐羌民族的原始信仰和他们入住关中地区后的地理分布。氐羌民族在内迁关中以前，主要崇尚巫术，敬祀鬼神，尤以羊为图腾，同时保留着浓厚的自然崇拜习俗，信奉天神和崇拜白石。从汉末到魏晋十六国，氐羌民族不断内迁关中，氐族主要居住在扶风、始平、京兆、北地郡三原、咸阳郡九嵕、汧及雍一带，羌族则主要集中于冯翊、北地和蒲城、白水、宜川和铜川等地。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前秦、后秦政权时期氐羌统治阶层的佛教信仰。十六国时期，氐羌民族先后在长安建立政权。在“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的同时，他们积极信奉佛教并利用政权力量大力扶持佛教，由此关中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有四：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出自宗教信仰的心理需求，为宗教情感所使然。第二，佛教三世轮回等学说为他们入主中原取得正统地位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第三是佛教势力至此已经形成一股很强大的势力，信奉佛教、优待高僧试图将教权置于皇权的掌控之中。另外高僧的渊博学识和高尚道德，也深为氐羌统治者欣赏和崇敬。在这一部分还探讨了氐羌统治者对华夏宗法性宗教的认同。
第三部分主要利用新出土的造像碑资料，从佛教和道教两个方面探讨了氐羌民众的信仰及其变化。佛教造像方面以夫蒙文庆、白水荔非氏、毛遐等造像碑为例，说明氐羌民众佛教信仰中弥勒信仰、观音信仰的流行；同时，由于民众信仰的民俗性、功利性和随意性，出现了集弥勒、观音菩萨和思维菩萨、弟子像于一碑的现象，也将向龙王祈雨的内容融入佛教造像之中。具体造像内容即崇拜对象与发愿文即祈福内容不是一一对应、佛道杂糅，缺乏教义上的关联性，这也是儒、佛、道三家混融在民间的体现。在道教方面，氐羌民族与五斗米教关系密切。随着氐羌人的内迁，他们的五斗米教信仰也被带到了关中地区。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氐羌民众还保持着五斗米教信仰。随着时间的变迁，在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氐羌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调适性的变化，对新天师道和楼观台道信仰的接受就是明显的例子。本文以彬县荔非氏造像碑和姚伯多造像碑为例作了具体说明，这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同时通过造像碑资料我们发现氐羌民族道教信仰呈现出道教―→佛道―→佛教这样的波动和变迁趋势，这与当时官方的宗教政策等有很大关系。
第四部分从造像碑所见信仰者阶层、女性造像碑和多民族合邑造像现象论述了氐羌民众的宗教与社会。我们发现与氐族相比，羌族显著特点是参与造像的官吏（家属）众多，阶级等级分明，本族群内部联系紧密；而氐族则表现为相对松散的、个体造像行为模式。由于当时少数民族女性在家庭、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佛教中宣扬“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等原因的影响，氐羌中出现了独立的女性邑社及女性的造像碑。最后，随着多民族的交错杂居，特别是因为彼此共同的信仰，他们打破了以一个族群为主的造像模式，共同出资、策划和参与造像活动，这样必然会增进了彼此间的心理上的认同，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