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 要
本文以《天盛律令》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法为主要视角，结合同时期宋律、金律以及西夏末期的《法则》、《新法》等法典，对《天盛律令》进行横向、纵向的系统比较。通过比较研究，以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比较《天盛律令》与宋、金律之间的异同，并分析其成因；通过对西夏律与宋律的鉴别、分析，考探《天盛律令》部分法律制度的来源；通过纵向比较，揭示西夏末期法律制度的变化；此外对学界尚未涉及的部分西夏法律制度进行梳理。
本文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包括二至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简述了本文的选题缘起、意义，有关《天盛律令》的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材料。
第二章为《天盛律令》的刑罚制度。本章通过与宋刑罚制度比较，考证了西夏部分刑罚制度的渊源。如西夏杖刑借鉴自宋初的“建隆折杖法”；笞刑则与宋军法小杖关系密切；西夏拘管刑源自宋锁闭刑等。西夏刑罚适用充分考虑了国情风俗，如通过籍没刑普遍适用、延长劳役刑刑期等措施来缓解西夏劳动人口不足的局面。此外西夏缺铜但马匹众多，《天盛律令》即以罚马刑代替赎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本章还梳理了未被关注的西夏连坐、反坐等刑罚制度。与宋、金连坐制度相较，西夏亲属连坐发达，伍保连坐适用不多，有诬告连坐而无举主连坐，这与西夏劳动人口不足以及“贼患”较少有关。与宋反坐采用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立法体例不同，《天盛律令》中的反坐略去了概念与原则性规定，仅在具体条款的刑罚适用时规定反坐，实用性更为显著。
第三章为《天盛律令》的主要罪名。本章针对该领域盗罪研究成果丰富，其他罪名研究薄弱的现状，总结了杀人罪、伤害罪、奸罪、渎职罪、逃人罪等主要罪名。通过与宋、金同类罪名比较，可以发现西夏罪名立法的基本框架借鉴自中原律法，如杀人罪中采用故杀、斗杀分类法，受贿罪包括枉法受贿罪与不枉法受贿罪，奸罪包括和奸、强奸，斗殴罪中适用保辜制度等，甚至杀人罪的部分法条直接援引自《宋刑统》，可见《天盛律令》受中原律法影响之深。《天盛律令》的相关罪名法条多为操作性、实用性强的具体规则，而涉及概念、原则、解释等法理性规范极少，这是其区别于宋罪名立法的主要特点。此外受传统风俗影响，西夏奸罪量刑明显轻于中原，是中华法系中较为独特的法律现象。另外《天盛律令》在奸罪立法技术上也有新的突破，如设立告诉时效、规定和奸捕问法，尤其是设立“诱匿人妻罪”，比学界认为的元代首次设立该罪早了一个世纪。
第四章为《天盛律令》的主要部门法。该章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厩牧法、僧道法、库务法与酒曲法。在厩牧法方面，西夏与宋有不少差异，如宋法多草料配给、驿马管理等规定，而西夏则有凿井、牧人拣选、征收牧副产品等规定。另外西夏牧盈能的设置、置命法的实施都有别于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僧道法方面，西夏僧道地位较高，赐衣僧道享有与有官人同等的法律特权，与宋、金差异较大。在库务法方面，《天盛律令》立法颇为细致、严密，如官物耗减法中，详细规定了每样官物的耗减率，这在历代法典中并不多见。在酒曲法方面，由于西夏人口较少，酒类消费市场有限，西夏政府采取垄断曲务、放开酒务的政策，体现在立法上，就表现出多曲务法而少酒务法的特点，这与宋曲务法、酒务法并重的立法模式区别较大。
第五章为《天盛律令》的司法制度。《天盛律令》中不少司法制度直接移植自宋代律令，从来源上看，既有援自《宋刑统》的条文，也有太平兴国、元丰、绍圣、绍兴等各个时期的敕令；从内容上看，西夏的拷讯制度、案件审理期限、审理回避制、鞫谳分司制、悯囚制度等都存在明显的法律移植痕迹。此外本章还梳理了西夏较有特色的自首制度、责保制度、上请制度与告赏法。《天盛律令》的自首采用“特例规定”的形式，这与宋律在《名例律》中对自首进行原则性规定有明显不同。西夏告赏法也较有特点，其以刑等立赏格的形式规范大多数告赏，与宋一罪一赏的庞杂告赏令相比，更为简洁、实用。
本文结语部分，简要分析了《天盛律令》与宋、金法律制度的异同及其成因，同时简述了《天盛律令》法律移植的内容、特征，在立法上的合理成分以及西夏末期法律制度的变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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