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籍所)804中国古代文学之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考研仿真模拟五套题
● 摘要
一、名词解释
1. 直寻
【答案】“直寻”是钟嵘针对五言诗提出来的创作观念。钟嵘在《诗品序》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从感物动情之中直接求得胜语佳句,而不是在前人典故或诗作中寻词觅句。诗歌的创作灵感、素材和语言都有赖于“物”的感召和“情”的摇动,而不靠用事用典。在创作过程中,将当时、当地的真情实感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是“直寻”的基本内涵。“直寻”开启了中国诗学的新视野、新思路,显示了新的理论追求。
2. 审美意象
【答案】审美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的一个理论观点。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又称为“审美意象”,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象显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将其用于艺术创造,指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说明构思时须将外物形象与意趣、情感融合起来,以形成审美意象。把审美意象可以分为两种,即寓言式意象和符号式意象。寓言式意象是指通过一则故事阐释一种哲学或观念,而这正是这则故事的主旨。符号式意象是指不具有情节性的整体意象和单个意象。
3. 建安七子
【答案】建安七子是汉末建安时期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玚、刘桢七人的合称。七子之中除孔融外,均依附曹氏政治集团,都是邺下文人集团中的杰出人物。建安七子的得名源于曹丕《典论·论文》,“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代表作有《登楼赋》。
4. 司空图
【答案】司空图是晚唐诗人、诗论家。字表圣,自号知非子,又号耐辱居十。司空图成就主要在诗论,《二十四诗品》为不朽之作。《全唐诗》收诗三卷。司空图的诗,大多抒发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淡泊。《二十四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他的美学思想包含多个层面。在《二十四诗品》中,不仅有各类风格论的阐释,而且蕴藏着创作方法的探索,还有诗人自身修养的指迷。这些对当代美学也有
着较强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5. 诸宫调
【答案】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文学。它是从变文和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轮递歌唱而得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宋代己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了。至元代,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却起了重要的影响,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它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6. 《诗》可以兴
【答案】《诗》可以兴是对诗的美学作用的深刻认识。它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兴”是说诗是用比兴的方法抒发感情,使读者感情激动,从而影响读者的意志。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7. 《三戒》
【答案】《三戒》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写的一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散文。这组寓言是作者贬谪永州时所写。题名“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8. 铁崖体
【答案】铁崖体是元代杨维桢的诗体。铁崖为元代诗人杨维桢的号,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境的奇特非凡,从而创造了元代中期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杨维祯的乐府诗。多为怀古、咏史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李贺、杜甫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伟的奇特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经,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然而,杨维祯有时一味求奇,不兔诡异晦涩。
二、简答题
9. 简述唐代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和新乐府诗的特点。
【答案】(1)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
白居易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论著作是
《与元九书》。其诗歌创作主张如下:
①诗歌创作主张“为时”、“为事”而作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在《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
②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
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③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即内容,为最重要。
④作诗的标准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自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硬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他要求诗歌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否定了诗歌要用想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藉,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歌必然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不能不说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2)白居易新乐府诗的特点
①内容的单一性,主题的明确性
白居易的讽喻诗每首只写一件典型的事物,即他自言其《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之意,诗中不涉他事,不出他意。这样就使诗歌的主旨非常清楚,甚至显得过于直露。
②叙事和议论相结合
白居易有意识地加强诗中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多片言居要,起到画龙点睛、加强主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