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三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的容量单位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自古以来，吐鲁番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也存在着互相之间的影响。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大量关于度量衡的资料，它们散见于各类契约、公文、药方和衣物疏中。度量衡研究是我们从社会生活的层面认识吐鲁番地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良好途径。本文以容量单位为例，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探讨该地区量制的演变及其对当时和后世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笔者试图以此项研究为自己今后继续研究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奠定一个基础。 　　本文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对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吐鲁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进行了说明。本课题在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目前的研究比较薄弱，这是笔者致力于此项研究的根本原因。其次，本章节对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回顾。最后，笔者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即主要运用的是例证法。 　　第二部分：对三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的“斛、石、斗、升、合、勺”六个容量单位和“姓”字进行了微观研究。分别探讨了单位名称的来源、它们的通假字、进位关系、计量对象、量器等等。笔者认为，虽然吐鲁番地区流行许多内地不见或少见的通假字，但是六个单位的名称都是源于内地。与内地一样，相邻单位之间也是十进位关系。粮食、酒和水也都是主要的计量对象。与内地量制相同，吐鲁番地区的量器种类多样，有斛、斗、升等大小不同的一整套量器。种种迹象表明吐鲁番地区与内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性。 　　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考证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着重探讨了三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量制的演变。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官方只流行一种量制。唐西州时期，吐鲁番与内地一样，也推行大小制。“汉斗”为大制，“高昌斗”为小制。“高昌斗”实际上是高昌国时期的“官斗”，与汉代官斗相当。在五世纪中期到八世纪中期的三百年间，吐鲁番地区官方都行用“高昌斗”。唐立西州到唐中宗时期为大小制并用时期。中宗以后，大制逐渐取代了小制。在八世纪中期以后的文书中，很少再标明用斛斗情况。 　　第四部分：探讨了吐鲁番地区的量制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在三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活跃。吐鲁番地区既有汉人，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的康、石、史、安等国的昭武九姓胡人及其后裔，还有龟兹和焉曹等地的百姓。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营生，他们都处于吐鲁番—这个有着悠久汉文化传统的大市场上。汉人的量制和单位对他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计量粮食，水和酒的时候，他们都使用汉人的容量器具和单位。九世纪中叶，回鹘由蒙古地区迁往西域，他们逐渐成为此地的主体民族。本文所探讨的：斛、石、斗、升、合、勺六个容量单位中。除“勺”外，其余五个都被回鹘人所接受和吸收，并至今还流通于现代维语中。汉文化对当地民族经济文化影响深远。 　　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通过调查研究，本文揭示了如下问题：三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主流文化是汉文化，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容量单位与内地相同，这很好的说明了吐鲁番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汉文化在这里的传播是逐步的，有些容量单位或与此相关的词汇是唐在此地设西州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汉族的量制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相关制度，诸族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主要使用汉族的容量单位进行交流，中原汉族的大部分容量单位可以在古今维语中找到相应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