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李白的文化人格主要有政治文化人格、传统文化人格和社会文化人格几方面组成。 盛唐文化的伟大气魄赋予李白高蹈不凡的胸怀，是它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感。李白的政治思想虽然缺乏应有的现实合理性和整体统一性，但却昭示着现实性种可能性发展的潜在远景，代表着盛唐时代蓬勃向上的力量。同时也是特定时代个体主动性与积极性被普遍唤醒的结果。李白的政治抒情诗中渗透着浓厚的怀古情节和历史主体意识，他们成为推动李白不断追索前景的"现实性"现实，是李白对理想的追求获得了博大的历史背景和庄严的社会崇高感，具有美好的理想主义情愫。 李白的政治文化人格存在着激烈的内在矛盾。他首先表现为李白对一种超然绝世人格的追求与个人得志时满足于荣华富贵的庸俗心态的矛盾；表现为对世俗小人的蔑视与自己为干谏求进而不得不趋炎附势的矛盾。其次表现为：在政治理想、政治识见和政治才干方面，他主观上一贯自诩甚高，但在客观政治实践活动中却暴露出天真、幼稚、迂阔、不成熟的政治素质。这些矛盾导致了诗人政治悲剧的结局。 儒家文化人格与道家文化人格是李白传统文化人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孟子的道德人格美学及其审美观念，孟子儒学思想中强调个体人格的情感意志和独立自尊的思想对李白儒家文化人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同时，荀子关于人作为主体面对对象所体现出的主体能动性和主体精神，关于社会政治理想--"王霸大道"的现实实践品格也是李白儒家人格的重要文化渊源。 李白的诗文中对老庄哲学关于自然宇宙本体与主体人格本体统一的哲学观念表示了极大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道家文化人格的宇宙境界：即将创造主体的个体人格之美同宇宙的无限崇高境界统一起来，从而使宇宙天地的无限之美融合在主体无限自由的本质当中。 入到生命价值观的向左构成了李白生命意识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儒家以三不朽学说来抗拒死亡的必然性，并以此而敢于正视死亡。而道家认为只要顺应自然的循环变化，就无所谓生死之别，他从循环永生的角度出发根本否认了生死的存在。儒道生命意识的矛盾是李白的是个充满了痛苦的激荡与生命的呼唤。而李白诗歌整体的生命内涵就存在于对这一矛盾所作的不断超越当中。 李白的社会文化人格主要表现在任侠文化人格与仙道文化人格。作为具有实际功用的社会行为，任侠的实际功用在初盛唐已逐渐淡化，进而升华为唐代士人追求功名利禄、展示自我本质力量，追求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崇高感的独特方式。李白任侠人格的突出特征在于：将自己的侠肝义胆同居有战国士人传统的君臣平等观有机统一起来，是他的一生纪元亲戚所能为国为民为帝王出生入死，有不从愿屈身与帝王权贵的威势。李百任侠人格的实践意义在于主体渴望在践履的体验中摆脱庸常机械的循环生活方式，从而在不断体验生活新知的进程中肯定主体本质力量。 李白仙道文化人格的形成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司马承桢、元旦秋和贺知章等人在他仙道人格特别是嫡仙心态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百以仙为本位的嫡仙心态显示了潜在的人文意义：以不认同或彻底否定秩序世界存在为前提却进入了世俗世界，从而构成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以身居绝对自由之静却进入相对自由之境，从而形成对世俗世界的超越。李白仙道文化人格中所洋溢的理性主义激情来自于对一种十全十美理想生存尺度的追求，而十全十美的理想尺度及其至于无限性背景中的追求本身便成为永恒，并作为有限历史中实践的无限指趋升华为超高的无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