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水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要素。虽然中国水资源总量很大，但人均占有水平很低，加上日益加重的水资源污染，我国可供水资源日趋减少。在有限的水资源供应中，目前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 61.3 %，而农业用水中灌溉用水份额高达87.9%。由于管理低效及节水技术投入欠缺等原因,目前全国灌溉水平均利用率仅为0.5,相比较世界发达国家的0.7-0.8来说，我国农业节水的战略意义重大。面对日趋紧张的水资源供求压力，中国政府颁布了多项惠农政策，并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然而实际执行情况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农业节水供给与需求激励不足，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是灌溉活动中行为主体执行情况不够理想。在中国特色的农业灌溉活动中，个体农户和政府主管部门是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最重要的两个活动主体。所以对这两个灌溉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即农户和政府的行为研究非常重要，唯有使这二者真正实现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建立节水灌溉活动中农户和政府行为优化的激励机制，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才能促进农业灌溉用水效率的提高，实现社会福祉的改善。本文利用资源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等理论为指导，以灌区农户和政府的节水行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影响灌溉活动中农户和政府行为决策的主要因素，以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支撑，构建了优化农户和政府行为的各种激励模型，从理论上论述了灌溉活动中农户和政府行为优化的可行性，并推导出促进农业节水效应的主要政策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山西省大同市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元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 choice model）对理论模型推导得出的政策因素进行检验，并对主要政策因素进行排序，探究在实现农户和政府行为优化目的下如何实现农业节水效率的合理政策组合。研究结果表明，水价、政府补贴、节水灌溉技术投入对大同市灌溉活动中农户和政府行为优化的影响最大，远大于水权和用水者协会等因素的影响，且农户行为的优化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大于政府。根据所得结论，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该在适当提高水价的同时增加对农户的补贴；其次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再者，政府应积极培育水权市场，稳步推进水权交易；另外，政府还应继续加大对用水者协会的扶持，使其向良性轨道发展；最后，在农业灌溉活动中，政府应该采取各项可能的直接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福利得到更大的提高。本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本文以微观农户和中央政府在节水灌溉活动中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影响二者行为优化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行为优化机制，促进节水灌溉。其次，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利用山西大同灌区第一手资料应用多元排序选择模型,选取影响灌溉活动的主要因素，对灌溉活动中农户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排序。使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恰当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