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小农经济结构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如何既不脱离国情,又能快速提高我国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这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我国农业已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中期阶段,针对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背景,研究农业发展的内生要素及其发展机制便日益凸显出来。
与二元经济理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和诱致性创新农业模型等经典发展理论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视为工业化、城市化和政府相关政策不同,本研究借用卢卡斯模型、代际效用函数等内生增长理论的有关分析工具,将人力资本、生育率引入农业发展的内生机制中,阐明生育率下降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是农业部门摆脱“马尔萨斯稳态”进入持续增长阶段的根本条件。
本文的理论依据是:(1)把人力资本确立为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源泉的卢卡斯(R.E. Lucas)模型;(2)可以用来说明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代际效用函数;(3)把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同时整合在一个增长模型中来描述经济发展不同均衡态的贝-墨-田(Gary S. Becker, Kevin M. Muphy and Mark M. Tamura)模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将前述分析工具运用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建立起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农业发展间的相关性,获得农村部门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驱动农业发展根本动力的结论。
为了利用我国的经验数据证明上述理论模型,笔者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农业家庭的生育率和农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从总体趋势上说明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与农村生育率的下降是农业发展的格兰杰成因,并且二者与农业发展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相关性。然后,笔者用我国1990年、1995年、2000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作了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的估计,说明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具有显著的影响。实证部分最后,笔者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现状,以期找寻我国今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基本点。
人力资本在农业和农村部门的投资不足,既是农业落后的表现,也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原因,针对我国的实际国情,笔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第一,通过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政府对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环境,来提高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第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使转移人口通过“干中学”实现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同时也提高了转移人口养育子女的成本,可以降低其生育率。第三,通过增加对迁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支出,尽可能提供一些公益性的继续教育机会;帮助迁移人口更好地理解和充分地利用城市的公共文体设施以提高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提高转移和就业信息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打破农民迁移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的局面,从而有效提升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第四,着力提高农村妇女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可降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能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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