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隔代继承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明代初期山水画并未完全继承元四家文人画的主流画风而转向学习宋代院体绘画，正如唐代的古文运动摒弃六朝时期的华丽辞藻而继承先秦两汉的传统，元代山水画越过南宋马夏的绘画样式向北宋末期吸收米氏山水墨戏的元素，清代四王则是直接继承、模仿元四家，这些现象体现为中国艺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趋向“复古性”的一条规律。复古性继承的基础是古老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复古性隔代继承使元代绘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过于注重隐逸之心的笔墨表现所带来的消极一面并不能适应明代的审美理想。明朝倡导大唐气象和南宋院体山水画豪壮激烈的画风，从而使明代画坛呈现出意气风发、灿烂辉煌的积极局面。统治阶级欣赏南宋院体绘画，不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同时南宋绘画的那种刚拔的气势也是符合时代需要的。
“吴门四家”中，沈周、文徵明主要继承元四家，唐寅、仇英则主要追步宋代绘画。其中唐寅主要师法南宋院体，化刚劲为柔和；仇英主要取赵伯驹、赵伯骕、刘松年之精华并上追大小李将军，以工笔重彩见长。而两人的共同出发点皆为宋画，他们在画面中融入“北派”用笔的力度和硬度，宋人丘壑的骨和势，将南宋之苍茫浑厚与北宋之雄健宏阔融为一体，遂创造出山水画的新面貌。唐寅作品气势雄伟壮阔，造型严整准确，又能将浑厚化解为潇洒，变刚劲为柔和，为沈周文徵明所不及。仇英以青绿重彩为主，山水画取实景加以理想化，在布局宏大繁复中别具明快清朗之格。山石用勾勒法，兼施细密的皴擦点染，工整中见放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