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司马光哲学是宋代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在儒家经学变革与唐宋儒学转型之际，北宋儒者基于对汉儒评价之争议，在理论建构上表现出经典选择体系多样化的鲜明特点。作为众多路径之一的司马光的理论及其建构特点却并未引起学界充分地重视。就目前的有限成果来看，要么将其置于道学视野下，要么与王安石变法直接相关联，进行外围式的研究，而这些均无法真正切入到司马光思想的内在理路。超越 “道学”本位，超越“变法”语境，直面司马光的哲学著作，对其思想体系进行整体重构与定位，就显得尤为必要。
司马光的为学进路与北宋其它儒者迥然不同。基于其特有的经典选择，使得它表现出格外推崇汉儒扬雄而大胆质疑孟子的鲜明特点。基于此，在对《周易》的研究上，与在疑经思潮中宋儒提出的直面经典的路径截然不同，司马光形成了自己“由玄而易，由虚而玄”的特殊路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作为北宋儒家学者中较早重视《中庸》者，他围绕 “中和”问题，以养生为切入点，通过与韩维、范镇、王乐道等学者之间的激烈讨论，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传统中和论的内涵。尽管也遭受到了来自二程的批评，但就其问题探讨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这足以与被后世学者所广泛重视的程颐与吕大临、苏眪 “论中”相媲美。
在司马光哲学中，《潜虚》是其思想之纲维，中和论则贯穿于其思想各个层次之中。司马光所哲学中的虚和气，其意涵当有别，不可等同。虚是万物之祖，是万物之本原，气只是其形构万物，即“成体”的质料，而阴阳谐和的“中和之气”则成为其认定的事物存在之理想状态。司马光赋予了作为自然本原之虚以价值根据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中相通，万事万物依靠它自发地生灭成毁。基于对阴阳二气各自局限性的体察，司马光明确意识到了天和人各自的有限性，提出了在“中”指导下的天与人既相分又相感的“天人共济”理论。以此下贯于人道，则形成了其“体”、“性”架构下 “善恶相混”的人性论。司马光提出，人性问题的关键不是既成的善恶定性，而是面向至善的道德教化和心性修养，即通过对人性的改良，使个体达到无过亦无不及的“中和”之道。在工夫论上，司马光坚持“以中为念”，“治心”与“养体”并重。通过对“气”的对治与超越以及对“中和之心”的持守，司马光的工夫论表现出重视在群体秩序中提升自我，并直接指向 “外王之学”的鲜明特色。这使得他在理解义与利、王道与霸道、因循与变革、德治与法治之关系上，渐趋向其所持守的“中和之道”靠拢，这为他最终确立“一以治万，寡以治众”之政治合法性，实现“上下相维，君臣同体”之“中和之治”的政治理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这也正体现了备受其重视之《大学》所表现的“修齐治平”之传统儒家的基本思路，并没有孕育着他成其为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的应然可能。
通过比较可见，司马光思想展现出与同时代的张载、二程不同的路径。因受挺立二程为主的道统观所限，朱熹未将司马光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时论所及朱熹道统观存在着从“六先生”向“北宋五子”的转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司马光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提出了包括虚、气、性、命等在内的诸多哲学范畴，表现出与理学的密切联系。但从根本上看，其在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及对佛道的态度等方面，都与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故将其定位为理学创立者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此外，尽管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哲学思想的建构方面表现出了诸多的相似性，但两人在宇宙论哲学的建构过程中，对气的定位，对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及对扬雄性善恶混论的态度，对孟子王霸义利思想的理解和重构上，均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哲学理论建构上之异趣，正是两人在“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中出现分歧的真正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