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学术界关于中日王权礼仪的比较性研究基本处于零散的起步阶段，中日学者因各自研究立场的不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有诸多差异。但是,双方的研究都是基于日本律令制国家政权是在充分吸收隋唐文物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历史事实而展开的。本文从7、8世纪日本王权礼仪的建构入手，以诸多核心仪式为个案，探讨了日本王权礼仪受唐代王权礼仪的影响及其原因这一问题。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对王权礼仪的概念、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方法做了认真交代。
第一章考察7、8世纪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两次重要变革对王权礼仪的建构做出的贡献。认为推古改制是日本对王权礼仪的建构做的一个初步探索，大化改新则是王权礼仪在日本实施的“践行者”，经过大化政权建立的律令制封建国家为王权礼仪的建构提供了政治载体。当然，上述两次重要变革都是在隋唐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发生的。
第二章考察7、8世纪唐代王权礼仪对日本王权礼仪的影响，主要以祭祀礼仪、元日贺正礼和外交礼仪三个个案做比较性研究，由点到面探讨这一问题。指出日本的祭祀管理体系是在参考唐代祭祀律令的基础上建立的。论证出日本天皇的“践祚大尝祭”与唐皇帝的南郊祀昊天上帝礼是“同旨异形”的关系；元日朝贺仪式，仿照唐代朝贺仪式的程序也分为朝贺和节庆会两部分，但在具体实施细则上杂糅进了日本传统礼仪习俗，成为适合日本天皇制度的王权礼仪；日本的外交礼仪则是在隋礼的基础上又充分参照了唐礼建制，最终在日本式的“小中华”国际秩序内，随着外交政策的变化被灵活运用。
第三章考察日本王权礼仪的建构受到唐代王权礼仪影响的原因。分析相关的具体史实认为：7、8世纪日本的王权礼仪建构是对唐代“文化受容”的直接结果；而在国际舞台上日本想借助地缘政治的优势，实现日本式的“小中华”秩序的政治抱负对王权礼仪的建构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低势能文明借助具有巨大能量的高势能文明的力量，推动国家、社会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的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