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支付了昂贵的资源环境代价。“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20多年来集中出现，并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因此，如何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循环经济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总体关系、直接影响因素对环境的影响、间接影响因素对环境影响的经验分析结果，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提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研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循环经济理论研究，通过对循环经济基本理论的梳理和提炼，总结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为解决经济与环境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另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因素对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它是后文展开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首先分析了经济和环境总体关系的理论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环境影响的直接经济因素，通过对三个代表性环境污染分解模型的比较和分析，最终确定本文应用的分解模型。然后就间接因素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探讨了循环经济下经济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对应第二部分的理论，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经验分析：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存在性进行验证，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总体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呈现一定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特征，但这种倒U型关系不稳定。选取的废气和大部分废水污染指标呈现倒U型，少数废水污染指标呈现倒N型。（2）目前中国的大部分省市没有处于曲线的下降阶段，即中国的总体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基于经验分析结果和循环经济的特征，提出要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采用中国工业数据，对中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这三个直接影响因素的环境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2）工业行业结构的优化减少了污染排放。日益严格的产业准入、对现有不符合条件的高污染企业的治理或关停及对外商在中国投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禁止和限制，是使中国工业经济结构清洁化的主要原因；（3）技术进步减少了污染。研究所选的样本期间，技术进步使得所选行业的污染密集度都呈现较大幅度下降，致使污染减少，这是中国努力加强自主创新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4）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具有波动性，循环经济可以消除这种波动性。定量考察间接经济因素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角度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具体如下：（1）贸易活动的环境效应分析。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基于中国各省市年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采用因素分解法。综合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a.贸易扩大了经济规模，增加了环境污染；贸易的开展使得中国从“脏的”资本、能源密集型行业转向“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促进了中国出口行业结构由污染型向清洁型转变，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贸易使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和引进国外环保技术，新技术的采用降低了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减少了环境污染。b.中国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2）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为更清楚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和环境管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建立联立方程组，估计结果表明：a.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其存量增加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小。b.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的显现及贸易和外资对环境的其他负面效应，循环经济有相应的化解和预防机制。最后，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基于本文实证结果，提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包括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依靠科技创新、建立循环经济的产业体系和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