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要继《帕梅拉》(1742)之后， 塞缪尔•理查逊(1689 —1761)又推出了另一部长篇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1747 —1748）,随即在读者圈中又一次引起了轰动。理查逊被看作是近现代书信体小说的真正肇始人，与笛福、菲尔丁并称为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与《帕梅拉》不同的是, 《克拉丽莎》出版后便得到了同辈文学批评家的一致推崇。《克拉丽莎》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书信体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伟大的悲剧作品。近年来国外的评论家从多种视角和维度对其悲剧性进行了评论；虽然起步较晚，国内的评论家也开始对这部巨著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然而, 迄今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小说悲剧的文化成因。本论文从“社会结构文化”及“文化对话性”的角度来阐释小说多元悲剧背后厚重的社会文化成因和深刻的人文意蕴，研究角度具有创新性。英国伦敦大学著名学者克里斯•詹克斯在其名著《文化》（1993）中着重分析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把社会结构界定为“由持续存在的社会团体、社会类别、社会等级、社会角色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组织”，并把它作为文化理论来对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套精准的框架结构。社会结构文化广义上可以划分为微观社会结构文化及宏观社会结构文化。简单来说，微观社会结构类似于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而微观社会文化就是对各社会阶层的文化研究；宏观社会结构是更加广泛的、跨越传统社会阶层划分的宏观性社会划分，而宏观社会结构文化即是对这种宏观性社会划分的文化研究，对城乡二元文化的研究即包括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理论，跨越了最初的语言学和文学界限，成功运用于众多领域，其中就包括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领域。简而言之，这种文化对话性理论的核心就是推行一种充满积极互动的对话交流；相反，如果缺乏了这种互动的对话交流就会使各种相关文化陷入充满隔阂和相互排斥的悲剧性境地。理查逊所处的18世纪正是英国社会面临深刻转折、变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打破了封建贵族阶级和教会双重统治的局面。与这种社会结构模式一一对应的文化范式即：“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封建贵族文化”、“传统基督教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参照詹克斯教授的“社会结构”文化理论，本文挖掘出在理查逊代表作《克拉丽莎》的小说文本中，即体现了在这种多元社会结构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三种社会结构和相应的三种子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可惜的是，由于各种社会结构所代表的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积极的对话和沟通，造成了事实上持有不同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不论是哈娄家族（“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社会结构文化的代表）、拉夫雷斯（“封建骑士和贵族浪子”社会结构文化的代表）、还是克拉丽莎（“基督教圣徒”社会结构文化的代表）都毫无例外地奉行文化一元论的原则，固执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缺乏与其他文化对话的意识，或者意欲用本体社会结构文化消溶其他社会结构文化，从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诞生，未能构建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对话的和谐社会。这是理查逊所在的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文化社会问题，也是今天我们物质、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中仍然要面对的挑战。 同时，在各个社会阶层所代表的多元文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宏大的、跨越社会阶层划分的城乡二元文化差异。十八世纪的英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文化的距离性、疏远性和排他性也是克拉丽莎小说文本中的一个独特的悲剧性成因。此外，本文也从荣格的“人格结构原型理论”的视角出发揭示出了男主人公拉夫雷斯蜕变为“浪子”的心路历程，并进而奉行“浪子文化”的悲剧缘由。同时，本文还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揭示出克拉丽莎作为“基督教圣女”最终选择离家出走，与拉夫雷斯“私奔”，从而落入魔掌，既是父权制社会框架下女性处于文化边缘地位的表现，又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文化”与“基督教圣徒文化”这两种文化模式“相互排他”的体现。本文综合运用社会结构文化理论和文化对话理论，加以适当的原型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分析，通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揭示出小说人物悲剧背后深刻的多重文化悲剧，深入、细致地梳理蕴藏于小说文本内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精神，并试图借此对当代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存在的多元社会结构文化起到一个借鉴作用，并且对当前“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霸权和文化排他论断的屡次进犯表示出深度的人文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