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军事工业大规模开展民品业务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国家宏观安全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民用品领域存在大规模的短缺，中国军事工业开始进入以“军转民”为主要特征的民品业务发展阶段。随后，伴随中国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军事工业的民品业务越来越成为其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在目前已成为军事工业体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成长源。军事工业能够为国家安全防务提供保障，提升国家政治影响，也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工业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和就业机会，而军工技术的外溢效应能够推动国家整体技术进步以及区域间经济与科技的协调发展。作为“军民融合”一种重要的手段，军事工业经营民品得到世界各军事强国的广泛采用并得到政策法规的支持。
与一般企业相比，军工企业在资源的获得、技术的发展、经营策略、受监管程度、其破产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使军工企业的治理机制存在明显的特殊性。因而对于只有针对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展开深入研究，才能更好的揭示军工企业经营民品的特性，建立良好的军工企业经营机制。我国军事工业企业是国有经济，存在企业外部到企业内部的代理链条，军事工业的核心职能是满足国家战略要求对国防产品的需要，而民品业务的加入，形成了军事工业的另一职能。这样代理人需要兼顾两个职能，形成了军事工业对军品和民品的多任务代理。我国军事工业承担的军品任务是上级对下级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具有不同于民品经营的刚性特性，而我国军事工业对于军品任务的激励机制也有别于一般民品任务的激励机制，形成了我国军事工业多任务委托代理的特点。也就是说，由于军品任务本身的特殊性质和军事工业对军品任务的激励机制两方面与民品任务存在差别，即在任务本身的性质和差别的激励机制两方面都有可能构成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使我们得以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角度对军事工业经营民品进行分析。
鉴于此，本文以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视角，建立一个微观分析数理模型，对军工企业代理人的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军事工业兼营军品和民品的多任务代理问题。通过模型推演，分析了军事工业企业代理人对民品业务的行为选择特性，揭示出：（1）军品任务的刚性属性降低了代理人对民品业务投入努力的水平；（2）当军品任务强度波动时，为实现效用最大化，代理人将反向调整对民品部门的努力投入；（3）当固定报酬波动时，为实现效用最大化，代理人将可能选择反向调整对民品部门的努力投入；（4）当军品任务重要程度调整时，为实现效用最大化，代理人将可能选择反向调整对民品部门的努力投入。这意味着，军品业务的刚性属性以及业务强度与固定报酬的波动，使得代理人对于民品业务难以保持足够的、持续稳定的努力投入。同时，又由于军品业务来源于国家安全的需求，其任务强度的波动受到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国家安全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此代理人为规避未来可能的军品任务强度增加所带来的风险，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其对于民品业务将更加倾向于保守经营。
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设计了实证检验认为，上市公司是否为军工企业能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绩效，并基于此设置了军工虚拟变量作为军工上市公司绩效高低的解释变量，设置市场价值指标和财务指标两种方法考察公司绩效，并设置了公司成长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选取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7年得到短面板数据，通过固定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发现应该选择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汽配行业上市公司的军工属性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会计绩效指标和成长性指标表现，并且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成长性指标的波动率。此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的预期，也能够为理论推导提供实证检验的支持。
最后本文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独立业务单元能够有效地改善军品任务对于民品经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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