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自高考扩招至今已有十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此期间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巨大挑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分布的情况，使中国逐渐形成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作为支撑，高等教育使个人向上流动成为可能，而资本在各个阶层间分布的不等，导致了社会成员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自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高学历劳动力数量迅速膨胀，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经济发展的提供的社会位置一时之间无法满足数量激增的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需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工资低成为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时，人们也逐渐发现高等教育复制着社会中的不平等，在公平的外衣下隐蔽的进行社会结构再生产。社会成员对此做出了不同反应，一部分社会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变低；一部分社会成员更加追求高等教育，使社会中出现学历主义的苗头。
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存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但是并不完全适用。由于文化资本理论产生于高雅文化霸权与等级秩序深入人心的法国，其适用性尚存在争议，已有其他国家学者在运用文化资本理论解释本国社会问题时，发现研究成果与布迪厄的研究结果有出入。由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发展轨迹决定，中国的高等教育使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复制同时存在。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成员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对个人的社会流动有着重要作用，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心中带有根深蒂固的科举情结，也对高等教育有着很高的期望。但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个体向上层流动有其限度，这取决于社会的开放性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等。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高等教育与社会和经济共同作用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
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启示作用。美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开放，服务于社会，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日本打破优势阶级对教育的垄断，能力本位取向使国家实力和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德国政府高度干预高等教育，以国家需要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流体系层次丰富。
高等教育与文化资本之间，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文化资本继承有其不确定性，从家庭继承获得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即惯习，其能动性不可低估，场域的变化使惯习不对应，使惯习倾向于调节，进入高校场域能够引导个体形成良好惯习。文化资本使个体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是以个人努力和天资的发挥为前提，个人的努力才是关键，资本缺失的个体更加应该用努力弥补资本的不足，但是在努力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要被平等的幻象所蒙蔽。高等教育不仅为个体提供作为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的文凭和作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的惯习，还有高校交往生活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政府对弱势群体需要进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补偿，保持高等教育的开放和公平，在采用严格的技术选择制度同时，注意需要高等教育分流体系。社会流动是个人和社会的共同需要，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需要经济稳健增长来提供相应的社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