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夷夏之防”的观念自春秋时期产生后，孔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孟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成为民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对象、内容、影响，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华夏文化的形成也有着积极意义。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同时，“夷夏之防”观念在唐代前后期也产生了重大变化。
本文第一章主要追述了隋以前“夷夏之防”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期间“夷夏”的划分逐渐从地域、血统、族群为主过渡到以文化因素为主要区分标准，这一主要区分产生于南北朝时期，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笔者以为南北朝时期胡人南下建立政权所防范的主要是汉人，而非汉文化，他们大多积极推行汉文化，来谋求政权合法性。
第二章主要是介绍本文关于“胡族”的范围界定，泛指非华夏文化的周边四夷以及入居内地的胡人；其次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唐前期可以大量接受胡族内附的背景原因，一是历朝接受外族内附的传统政治政策；二是李唐皇室的母系胡族血统；三是长期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地区胡汉差异观念逐渐淡化；四是接受内附所能带来的益处，如人口、兵源、蕃将、土地、国际影响力等。
第三章分析了唐前期“夷夏之防”观念的内容，主要是从占统治地位，对外决策的最终决定者——皇帝进行分析，并略述了文臣的对外观点。笔者认为唐前期几任皇帝的“夷夏之防”观念主要是建立并维护唐王朝在内附胡族中的共主体系及共主意识，直到唐朝鼎盛的玄宗时期，对外虽然仍然强势，但是已经开始转入防御；而且唐前期文臣，大多都反对为征伐夷狄而消耗中国，主张“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第四章在介绍了唐后期经安史之乱打击后，唐中央“夷夏之防”观念得到强化，“夷夏之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河朔藩镇长期不受中央管辖，受胡化影响较大，自成一个文化区域，成为“夷夏之防”的新对象；同时对于唐中央的蕃将，统治者尤其是皇帝对其表现了不同于前期的不信任，同样成为防御的新对象。在中央打着夷夏尊卑有别的旗帜下，士人在对于“夷夏”的区分上，明确提出了以文化进行种族区分，虽然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以文化区分种族，但这里笔者认为仍要详述，“了解之同情”，这是唐朝时期提出的认识看法，对于“夷夏之防”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必须得到重视，而且以文化为区分标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的防御对象，也可以说是“夷夏之防”观念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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