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七至九世纪中外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宗教与人类相伴而生，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随着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而相应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人类文明交往媒介的角色，凭借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人类各种文明得以接触、了解、碰撞、融合、创新。七至九世纪的唐王朝，一方面中外多种宗教汇聚大唐，另一方面唐朝宗教文化广泛向外传播，此时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繁盛期。
唐朝政权的统一，国力的强盛，国内外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网，为中外宗教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境内各种宗教，唐朝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总体采取了宽容、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政策。
唐境内存在的外来宗教主要有佛教、景教、火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佛教来华早在两汉之际，长期与中国文化共存共生，以至于人们常常视之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忘记了这是一种来自古印度的宗教文化，佛教中国化最终完成于唐代，适应中国社会、符合中国需要的佛教宗派最终定型，历史选择了唐朝来承此重任，也只有强盛、开放的唐朝堪当此任。景教、火祆教、摩尼教合称三夷教，三者均发源于西亚，传入中国时间不一，有的早在南北朝时期，但发展的黄金期均在唐代，体现了古伊朗与中华宗教文化的交汇。三夷教来华的背景、在唐朝的传播策略、发展态势及唐政府对它们的认识、态度各有差异，最终似乎三夷教都随着唐武宗会昌灭佛而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此后它们融入民间社会，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结局。在三夷教传播的过程中，除了专职的宗教僧侣，粟特商旅充当了重要的媒介，由于地处连接西亚与大唐的交通枢纽，并分处诸多小国，粟特人并不信仰单一宗教，而是接触、接受了多种宗教文化，在来华经商的同时，他们无意识地扮演了宗教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并在其中打上了粟特文化的印记，体现了人类文明辗转、间接传递的特点。伊斯兰教早期入唐路线以海路为主，来华后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安史之乱后发展为海陆两线并存，这使得唐代伊斯兰教传播与经济的联系密切，政治色彩较淡。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多伴随着武力征服，但唐代伊斯兰教来华却是商业贸易的伴生物。
同时，唐朝强盛的国力、灿烂的文明，使其成为了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国家，朝鲜诸国、日本等纷纷前来学习，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朝、日僧侣入唐求法，特别是朝鲜僧侣广泛参与唐朝佛经翻译事业，促进了唐代佛教发展。唐朝的佛、道教对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与这些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产生了创新发展，再反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同为学习方，但朝鲜诸国与日本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对本国在东亚世界的定位不同，故在接受唐朝佛教方面，朝鲜“事唐为大”，日本则“师唐之长”；面对唐朝道教文化，朝鲜半岛国家主动求教，日本却拒绝唐派道士赴日。除了学习，在弘扬唐朝宗教文化方面，朝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最初通过百济接触佛教，朝鲜三国多位僧侣赴日传法，日本也有僧侣到朝鲜半岛学习，这再次证明了文明传播辗转相接的特点。
文明的相交并不总是和谐之音，唐境内多种宗教文化也存在矛盾与冲突，各种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道教的矛盾、入华历史悠久的中国化佛教与后传入的诸外来宗教的矛盾、新来乍到的三夷教彼此之间的矛盾，这是正常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益的，对立面的存在促进了各宗教间取长补短，提升自己宗教的理论水平，有助于各宗教的融合、发展。
七至九世纪中外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也有波澜起伏和地域差异。宗教从来都不是遗世独立的，文化交流更是与世界政治局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连，八世纪末九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衰微，唐后期中印佛教交流相应减少；阿拉伯的兴起，伊斯兰教在西亚的扩张，虽不是三夷教入华的绝对原因，但对三夷教向东传播有一定影响；唐代南方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各国航海水平的提高，为波斯、阿拉伯商人及其信仰的东来，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时间推移的角度看，唐前期宗教文化传播、交流中心多居北方，安史之乱后，虽然北方仍是宗教文化中心区，但南方在宗教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明显提高。从空间分布看，宗教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点在政治、经济中心及交通枢纽。
研讨唐朝中外宗教文化传播与交流，目的不仅在于知古，更在于鉴今，在世界宗教问题与和平问题密切相关的今天，希望本研究能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