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但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隋代佛教，承袭汉魏以来数百年发展之成果，撰述渐丰。其以形式多样的注疏论著，表现了我国僧侣与士大夫等知识阶层对于佛理之契会。然近时治佛教史者，多将隋、唐作一整体，且往往唐繁而隋略。对于隋唐在佛教发展史中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差异、中国化程度等方面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探究。本文以隋代成书的佛教撰述为研究对象，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对历代书目中记载及现存的隋代佛教撰述进行梳理和初步研究。着重分析隋代佛教撰述的传承、著录、存佚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佛教撰述缘起，作者身份，成书时间、地点、方式及其对中国佛教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主要通过以下四部分进行论述：一、隋代佛教撰述之时代背景。 杨隋皇室的佛教信仰世代相承，文、炀二位皇帝的倡导及在全国推行的一系列崇佛活动，使佛教迅速从北周灭佛的雳雾中走出，具备了著述佛学的社会基础。隋代僧尼管理制度沿袭前代，以僧官统辖全国僧尼，又出现居士担任寺职的现象，增加了僧侣与一般文人的联系。文帝时独具特色的佛教组织“二十五众”与“五众”，在管理职能之外又兼有教育职能，有利于师徒间的佛学传承。在帝王、贵族、平民、僧侣等多个阶层的共同作用之下，佛教寺院广泛建立。隋代佛教撰述便在此情形下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了一批具有隋朝时代烙印的佛学著作。二、隋代佛教撰述之历代著录。 历代正史之经籍志（艺文志）著录隋代佛教撰述者，共有《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部。著录部类的变化表现出历代史家对隋代佛教撰述经历了认识不一、分类混乱，到统一对待、分类一致的发展过程。今存私家书目著录隋代佛教撰述者，多为藏书目录。由于宋代以前之私家书目多已亡佚，宋代之后，隋代佛教撰述纳入刻本大藏经中作专门流通，故私家书目著录不多，仅有《通志•二十略》及两部《天一阁书目》著录。今所见官私书目共著录隋代佛教撰述40 部，亡佚32 部，8 部传承至今。三、现存隋代佛教撰述考述。 现存隋代佛教撰述主要收录于《大正藏》、《卍续藏经》、《中华大藏经》三部大藏经之中。其中《大正藏》收录隋代佛教撰述最多，达42 部。《卍续藏经》收录总数虽不及《大正藏》，但有9 部是《大藏藏》所未收，对《大正藏》有所补充。《中华大藏经》收录的隋代佛教撰述从数量上与前二者有较大差距，仅20 部，但贵在校勘精审。通过以上三部藏经之整合、排比、分析，剔除疑伪，共考得隋代佛教撰述51 部。各藏经收录的隋代佛教撰述主要有两类错误：一是成书时代之误，二是著者时代之误。本文所作的辨误工作遂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四、隋代佛教撰述相关问题研究。 隋代佛教撰述在承袭南北朝传统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新的特点：著者题名由法名、“释”姓、沙门、地域、寺名等因素组成，其中法名代替俗名成为定式；编修形式有私撰，官修，杨广以晋王或太子身份下令修撰等三类，具体可分为个人独立完成，一人讲法、一人笔录，多人合作编撰，二人分撰前后等四种。内容上可分为注疏，论著，史籍三大类。撰述群体主要来自僧人和士大夫两个阶层。地域上南北方差异较大，北方仅见京师长安一个中心，南方则广泛分布于诸寺庙之中，形成了荆州玉泉寺、绍兴嘉祥寺、扬州慧日道场、括州修禅寺等几个中心。
通过以上四部分的探讨，可以对隋代佛教撰述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厘清了佛教撰述在隋代的发展脉络。佛教撰述进入隋代之后，在帝王的推崇下，承袭南北朝以来之成果与传统，取得了显著发展，为中国佛教宗派之建立奠定了文献基础，进而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