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唐代长安与西域乐舞文化研究

唐代乐舞代表了我国中古乐舞艺术的最高水平，在我国古代乐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唐长安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乐舞文化交流的中心。沿丝绸之路东传的西域乐舞，在隋唐代的宫廷乐舞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确立了以西域乐舞为中心的十部乐。唐高宗、武则天当政时期，十部乐空前发展，逐渐形成了二部伎。到唐玄宗统治的盛唐时期，教坊、梨园应运而生，空前发展。长安城中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经常上演着西域传来的乐舞百戏。唐代的大曲、法曲所表现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唐廷贵族的文化生活，成为士大夫抒发内心情感的载体。显然，西域乐舞跨越了时空在唐长安城与中国传统乐舞相交融，推动了大唐乐舞的发展。
流行于隋唐长安的西域乐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东传过程。早在西汉至十六国时期，来自西域的鼓吹乐、幻术、百戏、马舞就已经开始东传，天竺乐、龟兹乐传入了河西地区，并与当地的传统乐舞相结合，形成了秦汉伎。这些外来的乐舞因素因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而催生了河西地区秦汉伎的萌芽与发展，北凉王沮渠蒙逊对于河西地区的统治，进步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当时凉州乐舞文化的总体发展。
北魏以北狄乐和鲜卑族的民族乐舞为中心，吸收了北凉沮渠蒙逊统治时期河西地区保存的汉式乐舞文化、西域乐舞文化，创制了洛阳旧乐，并吸收了东晋王朝的礼乐文明，共同构建了北魏宫廷雅乐发展的基础。北齐乐舞文化具有胡化的性质，这与北齐统治者喜爱西域乐舞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当时还出现了受宠一时享受开府制度的胡人乐工，如曹妙达、王长通、安未弱等等，其中有很多西域乐人一直到隋唐时期，仍然是宫廷西域乐舞发展的中坚力量。北周武帝时期，康国乐传入北周宫廷，西域龟兹乐人苏祗婆即白智通，带着他的琵琶七调进入长安城，并将其传授于郑译，这一乐律体制推动了开皇乐议的发展。隋统一南北之后，南朝仕人为隋雅乐、礼乐的重构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隋文帝确立了七部乐，隋炀帝时期发展为九部乐。隋炀帝对于百戏的提倡，对胡乐的喜爱等一系列乐舞文化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宫廷乐舞教育制度的进步，使得隋代的乐舞文化成为唐乐舞发展成熟的前奏。
唐都长安是全国乐舞文化的中心，九部乐发展为十部乐，以及二部伎的形成，在元日朝会之后的宴飨场合之下，以其所具备的礼乐性质而发展起来，导致了唐代内廷宴乐的成熟发展。十部乐与二部伎形式各异，内容丰富，其所使用的乐器在当时较为新潮，如箜篌、琵琶、鼓等，伎衣也甚有特点。
以唐乐舞的个案研究为主题的研究，包括了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以及北齐、北周时代就发展起来的大面、拨头、泼胡乞寒之戏此类面具乐舞等的个案研究，以此表现唐代乐舞吸收融合西域乐舞的发展和过程，西域乐舞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
长安城中的西域乐舞，主要在宫廷中展示，太极宫以左右延明门为中心的太极殿、两仪殿、掖庭宫、太子东宫的乐舞空间和布局。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内侍别省、兴庆宫、大唐芙蓉园等处的宴饮活动为中心，玄宗以宫廷内教坊、外教坊、东内苑仗内教坊、梨园、小儿坊以及东内苑和含光殿旁的梨园球场，还有南内兴庆宫勤政楼、花萼楼、十六王宅的宴乐活动等到，皆表现出自玄宗始，在宫廷宴乐中西域乐舞汉化发展的倾向。民间乐舞主要讨论了长安城西市、东市至春明门一带酒肆胡姬的侑酒乐舞活动，以及在此影响下，与外教坊密切相关的平康坊北里乐妓的生活和她们的经营，还有乐妓们参加的保唐寺“尼讲”活动，这不仅是寺院与教坊乐舞的交流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寺院经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