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苏中两党领袖人物评价比较研究

全面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无产阶级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典型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评价党的领袖的活动有两次：一次是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自己领袖斯大林的评价；一次是本世纪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领袖毛泽东的评价。本文拟对两党领袖人物评价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 第一部分，通过历史地分析和比较，本文指出：尽管苏中两党对自己领袖评价所发生的年代不同，两国、两党当时所处的情况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评价党的领袖是当时两党共同面临的历史课题，它是处于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的苏中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部分，本文从形式、态度和方法以及影响和后果三个方面，对苏中两党领袖人物评价活动进行了具体的比较。 从评价的形式来看，苏共采取的是并非党的正式公开决议的“秘密报告”的形式。本文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形式带有突然袭击性质，具体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①“秘密报告”是在“二十大”上突然拿出来的；②“秘密报告”是在没有和各国共产党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作出的；③“秘密报告”是在党内外没有取得统一认识的情况下突然拿出来的；④“秘密报告”这种形式易被敌人所利用。中共采取的是党的正式决议的公开形式来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这种形式有下列优点和好处①表明了党的慎重和郑重；②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③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党内外团结一致向前看提供了思想前提。 从评价的方法上看，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在“秘密报告”中采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未能作出全面科学地评价。第一，“秘密报告”没有全面具体地说明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仅仅片面地揭露了斯大林的种种错误。这样做的结果，不管“秘密报告”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是在丑化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第二，“秘密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未作客观辩证的历史分析，仅仅把它归结为斯大林个人不良品质的产物。本文认为，斯大林犯错误固然有他的主观上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它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本文具体分析了斯大林犯错的四条客观历史原因：①俄国国情是斯大林犯诸多错误的基本历史因素；②险恶的国际环境是斯大林诸多错误形成的重要现实客观原因；⑧接连不断的党内斗争，是斯大林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现实的重要因素；④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斯大林犯错误的最根本原因。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第一，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没有把错误仅仅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没有归于个人的不良品质，而是着重于历史的复杂背景，深刻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以下社会历史原因：①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性和开拓性，决定了毛泽东犯错误的难以避免性；②封闭的社会历史环境是毛泽东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③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党的某些组织制度是造成毛泽东一系列错误的最根本的体制和制度上的客观原因。 从评价产生的影响看：一个给当时国际共运带来严重混乱，一个受到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一个造成了党内外的长期思想混乱，引起党内外的分裂和分化，并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一个使党内外形成了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局面，并成为在后来的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一个成为改革事业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一个成为改革事业得以不断深入，最终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得以开辟的契机。 第三部分，本文总结了苏中两党领袖人物评价的经验教训：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在勇于自我批评，尤其在批评自己领袖的错误的同时，必须自觉地维护领袖的威信；第二，对党的领袖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第三，能否全面科学地评价党的领袖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第四，必须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我们从苏中两党领袖人物评价比较研究中所得出的极具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经验；第五，能否科学地评价党的领袖，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革大业的兴衰。 通过对苏中两党领袖人物评价的比较，作者的新认识和新见解在于：苏共“二十大”未能科学评价斯大林与苏联以后改革的曲折以至最后失败，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国家的解体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与他以后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必然的联系就是：能否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公正地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继承前人的历史遗产，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能否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揭示社会主义改革和改革过程中一系列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指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能否站在历史时代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