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要 本论文名曰“《史记》‘世俗之乐’研究”，即以“世俗之乐”（通常简称“俗乐”）作为本文的研究中心，以《史记》中的相关史料为基础，结合先秦文献，密切联系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相关的俗乐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
本论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雅乐”与“俗乐”在概念与内涵上作了相关界定，明确了雅乐与俗乐之间的差异。此部分对“俗乐”的概念、内涵的界定是本文的一个重点。由于学术界对“俗乐”历来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概念，而要研究“俗乐”，首先要从概念上明确。针对不同权威工具书的解释，笔者对“俗乐”的概念作了归纳，在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上作了扩充，把“散乐”、“四夷之乐”等相关的内容纳入“俗乐”的范畴，这在《史记》等文献中也是多有体现的。第二部分则主要把《史记》中的“俗乐”史料作了相关的筛选、分类与排序，并以图表的形式作了相关说明，一是为了明确《史记》这一光辉巨著对于俗乐研究的重要价值，二是以主题分类的形式进行整理与筛选，更有利于第三部分相关研究的顺利展开。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通过对《史记》中相关俗乐材料的展开，结合先秦文献资料、目前出土文物资料以及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先秦、秦汉时期的俗乐发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一部分着重探讨的内容有：1、“女乐”与“女乐乱政”现象；2、“淫乐”与“濮上新声”；3、“渐离击筑荆轲歌”；4、“延年变新声”；5、俗乐机构——“乐府”。在考察“女乐”与“女乐乱政”现象时，通过对“女乐”形式的追溯，认为其来源甚早，并在先秦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至春秋时期成为“郑卫之音”等民间俗乐主体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春秋、战国时期屡屡发生的“女乐乱政”文化现象其实质正是“新乐”即将取代“古乐”，或即蓬勃发展的民间俗乐将要取代垂垂老矣的雅乐，这一本质在其“女乐”表演形式上得到了鲜明地体现。在对“淫乐”与“濮上新声”的考察中，着重对文献中的“濮上新声”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俗乐与殷纣所作的“淫声”相联系作了相关辩解，认为“濮上新声”实际上也是民间俗乐的一种，实非“靡靡之音”。在“渐离击筑荆轲歌”中，一是着重从荆轲所唱的《易水歌》作了乐学分析，指出其对后世此类俗乐歌的影响，二是对乐人高渐离及我国最早的擦弦乐器——“筑”作了相关的研究分析，指出这一乐器对当时俗乐发展所起到的突出作用。在“延年变新声”中，通过探讨音乐家李延年对当时俗乐发展所作的多方面贡献，明确了无论是其本身还是作为乐府领导人，他对西汉乃至其后民间俗乐的发展是功不可末的。另外，《史记》中还多次出现了乐器——“卧箜篌”，笔者结合了考古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分析，认为这一乐器对汉唐时期中原地区俗乐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从其“华夏旧器”之美名及其在亚洲诸国间的流传亦可见一斑。关于俗乐机构——乐府的讨论，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尽管这一俗乐机构在《史记》中仅仅出现了一次，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一方面表明了太史公对这一俗乐机构的关注，另外也折射出西汉时期俗乐所获得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涉及到乐府机构的职能、作用，笔者赞同“秦汉时期乐府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民间俗乐”这一观点，同时，还指出这一机构负有乐器的铸造、管理与发放等相关职能。
通过对《史记》中相关“世俗之乐”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中贯穿了大量与俗乐发展密切相关的材料。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即太史公所生活的西汉时期已然是民间俗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俗乐发展之盛况不仅从《史记》中的诸多俗乐资料中能够反映出，从当时的俗乐机构——“乐府”之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中亦可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