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明末心学的兴起,以及进入清代以后,社会历史背景的巨变,理学逐渐式微。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当中,理学思想有着它独特的发展脉络。程朱理学在乾嘉时期经受汉学的冲击,一度出现门庭冷落的局面。然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有一批理学名士,在继承和传播着程朱理学,他们遵从儒家道统,致力于复兴理学。其目的在于重新树立起儒家纲常名教,仁义礼智的思想。而就清代来讲,理学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清初由于统治者提倡理学,并以此来治国兴邦。但在乾嘉时期,理学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汉学的兴起。汉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本质所必然导致的弊端,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又被人们所提倡,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局面。
贺瑞麟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晚清时期,他在复兴程朱理学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一生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时期,并目睹了社会兴衰与变革。他早年也曾泛滥于诗词、文章,曾屡次科举不第,后遂决意放弃举业,致力于儒家道统,践行圣贤学问。后从学于朝邑大儒李元春,遂以程朱理学为圭臬,并受张载礼教影响甚深,无意于功名,终生不第,以讲学著述为业。
由于贺瑞麟与之前宋儒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面对的思想课题、历史任务不同,因此贺瑞麟的理学思想与宋儒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与宋儒深究义理的为学旨趣不同,贺瑞麟处于清王朝日益腐败,民族存亡岌岌可危的时局下。他渴望通过重新确立儒家正统思想即程朱理学,来正人心术、正学术,最终正世风。因此,他疏于对义理层面的探讨,更多是就如何挽救日益颓废的世风,所做的现实努力,这也是晚清理学家大多注重实学的独特之处。
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贺瑞麟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理气不相离,而不相杂”的观点。在他看来“盖天地间有聚必有散,有育必有化,此气也。所以然者,理为之也。理不可见,因气之流行而见。”他认为现象界的聚散变化都是气的聚散变化,是可见的;而蕴含于事物的内部规律,即所以然之理是不可见的。贺瑞麟所讲的“理”大概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理具有形上的本体性;另一方面,理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表现为事物所以然之理;再者,理是一种社会规范的道德标准。贺瑞麟赋予“理”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与气的先后关系问题上,他讲“气如卒徒,理如元帅。”显然,理在气先,并且对气有统摄作用。
在理欲观上,贺瑞麟一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提出“顺天理,酌人情”,就天理、人情有了自己新的体认。“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具有形上性,万物发展变化都离不开理的统摄作用。在处理人事问题上,他主张顺天理而行,并且做到兼顾人情。
在心性论上,贺瑞麟继承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他认为“性有纯以理言者,有兼气而言者。”纯以理言者即为天地之性,兼气言者即为气质之性。并发挥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首先认为“性理情用”,也就是说“性”是本体,而“情”为用,性与情互为体用,而“心”是性与情的总汇。
在工夫修养方面,贺瑞麟仍然沿着朱熹所开辟的道路发展。在朱熹“主敬涵养”、“格物穷理”的基础上提出“居敬穷理”的工夫修养论。并且给出了“居敬穷理”的修为路径,“持志主敬”、“知言穷理”。
在晚清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腐败的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这种情况下,极大地触动了晚清理学家们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解决现实困境的责任感。因此,贺瑞麟独守程朱并为复兴理学做出不懈努力。他于阳明心学、科举、考据以及佛教思想都进行严厉的批评,他大量刊印理学丛书,复兴理学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且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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