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关键的孕育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感受最为强烈，魏晋文人以其诗文存在形成了“乐感”背后的更深层的“悲感”基础上的悲剧。魏晋文人的诗文表面的形式是崇尚自然，沉醉山水，但是在深层意蕴上却是一种坚决摈弃世俗完全抗争到底的悲剧抒怀。正是这种融悲于乐的悲剧感受，引领了中国人性自我的大觉醒时代，带来了中国古典哲学思辨的繁荣局面。
魏晋文人悲剧精神的形成是东汉以来早已发生的更根本的思想变迁的结果。这个思想变迁的实质是由儒家道德至上以天下为命原则支撑的外观世界与乐的陶醉中的自我觉醒之间的巨大断裂，是礼的原则和乐的分离。魏晋时代宣告了中国儒学在匡扶天下教化人心方面的失败。随着魏晋时代礼乐分离的加剧，外观世界的界限和尺度开始更多的作为否定性的约制而起作用。这些道德崇高的约制使得孤立的个体存在成为可能。随着道家思想渗入、儒家思想被发展为玄学思辨，魏晋文人因玄学思辨而清醒之后的个体的悲剧存在才真正地出现在文化的视野之中。
魏晋文人在悲剧的时代以自己悲剧性的存在还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层面，孕育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思想方法，这就是常识合理精神，使得魏晋文化中出现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通过魏晋玄学的“独立存在价值”，才终于与儒学意识形态分离开来，成为意识形态“名教”背后的独立理念，同时也使得清醒自觉的生命又一次陷入悲剧。
魏晋时期整个过程是政治动荡、战火不熄，各种秩序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矛盾冲突之中，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践踏。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宗族内部日趋分化瓦解，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也出现了危机。魏晋文人在这些严峻的生存考验面前，从名教中理解到的一切显得苍白而孱弱无力。再加上危及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动荡不休，性命如芥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文人开始重新定位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他们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把人性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却无路可走，因而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魏晋文人悲剧意识觉醒之后的精神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要么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他们在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中达到了一种任心的自由，即人生的大自在。他们借助对世俗礼法的超越，打破了礼法和自我情欲的界限，并且在礼法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以狂狷、放达来反对当时束缚人性的社会，反抗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出人生的真意义和真道德。其目标是把道德的灵魂建筑在热情和率真之上，摆脱陈腐礼法的束缚，直面真实、感性的人生！他们的生命价值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魏晋文人的悲剧精神就是在直面无数倍大于自身的强力时不怕牺牲的抗争精神，表现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无与伦比的人格美，一种坚定追求和誓死捍卫人类尊严的人格意识，以坚韧的人格来追求人类的文明，求得人类最终的胜利，英勇而伟大，“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就是悲剧意识精神的内核，即悲剧的深层意蕴。
研究思路：从魏晋之际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交汇的时代精神产生的根源，分析魏晋文人身处政治黑暗、人生动荡、世情浇漓的乱世的个人存在所具有的悲剧性；根据魏晋文人将存在解释为合理将自然视同于本真，探究魏晋文人确立的常识合理精神，分析他们思想深层儒道合流的生存形态，从而总结其悲剧精神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