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极为重要的“语”类文献和历史资料汇编，书中除了极少量战国文字外，绝大部分篇章都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原始记录。集中体现了当时散文水平，可以说是研究我国西周、春秋时期散文发展状况的活化石和活标本，具有其他任何先秦文献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语》的处境却非常尴尬。其文学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该书思想庞杂，不被统治者认可，不能成为儒家经典和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因此研读者并不多。另一方面，研究《国语》文学特色的学者大多把它和《左传》相提并论，并以史传文学的标准框套《国语》，丝毫不顾及《国语》的性质和编撰宗旨，因此，很难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历代学者对《国语》文学特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时至今日，学界对《国语》文学方面的研究仍是零散而无系统。这对于《国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国语》的实际，从该书“语”类文献的性质入手，结合其特殊的编撰目的，对该书的文学特色进行全面的分析，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差，重估其文学价值和地位，以期有所创获。
绪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的理由和意义，描绘《国语》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和偏差，从而介绍本文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第一章主要探讨《国语》编撰的政治文化因素和历史契机。首先，春秋时期世人理性逐渐觉醒，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理性地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有意识地借鉴和总结历史经验，对生命的价值也开始了有意义的探索，这些都为《国语》的编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其次，史家记言的传统和春秋时期世人对“立言以不朽”的追求，这一对因素共同促进了春秋时期“语”类文献的编撰之风，从而为《国语》的编撰提供了必要而丰富的素材。《国语》正是承其余绪，麟选列国文献之精华，而最终编订成功的。本章最后对《国语》的基本问题进行考论，对该书文献的年代以及作者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论证，为全面论述该书的文学特色扫清道路。
第二章主要探讨《国语》的结构。首先讨论了《国语》的编撰目的及材料的遴选范围和标准。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国语》的整体结构特征，并对《国语》篇章结构中一个重要模式——三段论结构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包括该模式的特征、渊源、各种变体及发展趋势。
第三章主要探讨《国语》各部分文风差异的原因及具体表现。首先分析了《国语》文风差异的原因，接下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分析了《国语》各部分文风差异的具体特征，以及《国语》文风演进的历史规律。主要包括文体由单一趋向多样，内容由崇尚德行到趋于智慧权术，表现手法趋于多样化三个方面。
第四章主要分析《国语》的说理艺术。我国的说理散文发源于甲骨卜辞，到《尚书》已略具雏形，最终定型于战国诸子时期。而《国语》的说理散文上承《尚书》，下启战国诸子，处于从雏形到定型的过渡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所体现出的说理特点，正是《国语》说理艺术的主要特色所在，也正是《国语》在中国散文史上能有独立的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节主要分析《国语》的说理章法。主要体现在立论正大而多样、论据广博而精要、结构严谨而有法三个方面。第二节重点分析了《国语》的说理艺术和方法。包括以理服人法、以势惧人法、揣摩人心法、先声夺人法和服之以巧法等等，说理之术，气象万千、变化万端、各得其所、各尽其妙。第三节主要对学界普遍存在的“《国语》说理风格‘繁冗’说”进行反思。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把《国语》的说理文字和《左传》进行对比的基础之上，没有看到《国语》特定的性质和编撰目的。恰在这一点上，两书存在着天壤之别，《左传》注重事件的完整性，而《国语》却注重“嘉言善语”的载录；《左传》所关注者为国之大事，而《国语》则为事件是否有明德鉴戒之作用；《左传》中的载言是为叙事服务的，是叙事的一部分，而《国语》却恰恰相反，叙事是为说理服务，故其载言，不受叙事结构之限制。此外，《左传》中很多说理皆就《国语》说理中之一点阐发开来，远不能涵《国语》之全意，而《国语》中亦不乏短小精悍之说理神品，因此，“《国语》说理风格‘繁冗’说”并不符合《国语》的实际。
第五章主要分析《国语》的叙事和写人艺术。第一节谈叙事，《国语》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叙事简括、结构完整、戏剧化的情节设计以及合理化的想象虚构。最后分析了《国语》叙事的缺陷。第二节主要探讨了《国语》的写人手法。包括言行表现法、旁衬法、虚实法、丛见法和互见法等等。
第六章分析《国语》语言的美学风格。第一节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国语》的整体语言风貌：一、平实畅达；二、骈散相兼；三、排中寓变。第二节为《国语》修辞手法举隅。第三节分析《国语》虚词的特点及其艺术功用。
余论部分主要反思了柳宗元《非国语》对《国语》的批判。《国语》与《非国语》相差千余年，但二者辅时及物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作者从各自的时代出发，为改革社会政治状况而进行的有益探索。柳氏对《国语》中天命、卜筮、妖祥采取一刀切，一并反对的态度，并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对春秋礼仪的态度亦是如此。并且对《国语》的文字理解上，柳氏也存在一些偏差。本文对柳氏的这些疏漏一一指出，以免在探讨柳氏思想进步性的同时，对《国语》的研究和评判进入另一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