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内生于中国百年工业化进程的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与社会阶层的逐步成型，共同造就了现阶段中国人民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环境维权事件高发频发所凸显的环境公平诉求。
面对中国背景下环境公平理论的缺位与经验研究的匮乏，本文首先在全方位梳理起源并发展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在存在厌恶品的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环境公平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对基础性人口社会经济要素、美国环境公平原则下的对照因素以及中国背景下的特色视角三条线索的分析，构建了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环境公平“金字塔”模型与综合分析框架。基于此，以中国环保部公布的重点监控工业污染企业为污染源，利用美国环境公平主流研究方法中基于单元的分析方法，分别以全国337个地级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与成渝四大经济圈的444个区县为地理单元，对中国环境分配不平等开展不同层面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环境弱势群体的识别提供有价值的经验线索。最后，在总结本文提供的中国环境分配不平等实证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环境不平等产生的理论与现实根源，为实现中国环境公平进行机制设计。
主要创新性研究成果包括：
1.通过存在厌恶品的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环境公平发现：当且仅当经济收入和环境污染的分配恰好实现帕累托集和环境公平线的交点的配置时，才能在实现帕累托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的同时实现环境公平。通过理论模型证明了：在保证帕累托有效率的前提下，竞争市场中的环境公平很难实现，而环境不公则是常态。进一步，文章认为基于种族的美国环境公平模型不可照搬使用，且单纯基于收入划分中国社会阶层不能满足研究要求，中美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促使环境公平内涵存在差异。户口登记制度、流动人口与农民工、城乡差别以及区域差异，是中国环境公平研究的四大社会经济视角。中国环境公平理论模型应纳入对基础性人口社会经济要素、美国环境公平原则的对照要素以及中国背景下的重点观察因素的分析。
2.对中国环境分配不平等开展三大层面的实证研究。第一，对全国地级市的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及西部地区居民承受了显著的工业污染分配不平等，而穷人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并未成为特定的环境弱势群体。
第二，针对中国四大经济圈区县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承受了较城镇居民更高的环境风险。同时，经济圈之间在环境弱势群体及污染源上存在差别，如珠三角的少数民族与成渝的穷人承受了因废气污染源引起的环境不平等；长三角、京津冀与成渝均发现因污水处理厂引起的针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环境不平等，尤其是京津冀的农民工承受了包括废气、废水与污水处理的工业污染源环境分配不平等。
第三，对比经济圈内部的研究显示，四大经济圈的外围城市无一例外地承担了与其发展水平不成比例的工业污染源，从环境视角验证并丰富了区域发展的中心-外围理论。此外，不同次级区域识别出的环境弱势群体也不尽相同，如：北京的穷人、农村居民是废水污染源的环境弱势群体；成都的农村居民更多地暴露于各类工业污染源；在流动人口方面，北京与天津的农民工受污水处理的污染最严重，而河北的农民工更多地暴露于废气污染源；四川省除成都以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是废水污染源的环境弱势群体。
3.在明确环境不平等现状、本质原因的基础上，厘清中国环境公平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西部地区和经济圈外围城市的居民，在不同程度或不同层面上承受了更多的环境负担。这种不平等性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条件下，环境污染的制造者能够向弱势群体转嫁环境负担。其中，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环境作为一种投入，长期不被市场定价；环境作为公共物品，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政府失灵则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去组织化使得原子化个体无力承担环境外部性成本；科层治理体系无法解决与分散个体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同时，本文认为环境风险或成本向弱势群体转嫁，是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作为经验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提出了中国环境公平的实现机制，包括：以生态文明理念和三产化思路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在地化开发环境资源实现收益共享；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鼓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对生态环境脆弱的落后地区财政支持从专项转移支付为主改为一般转移支付为主。
本论文为研究者开展中国环境公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系统性分析框架，为中国环境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认识，为中国环境公平的实现提供了机制设计层面的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