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在公元（）世纪传入中国的。
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立项审批历时11个月，修改立项报批的文件资料合计300多万字，耗费纸张503公斤，经办人员行程2万多公里，在途27个通宵，费用达4万元。1990年6月，浙江省黄岩微型电机厂、金清购销服务部与香港峻诚企业有限公司合资筹办“金港塑料薄膜制品有限公司”。双方达成协议，70%的产品由港方负责外销，两年之内收回全部投资。可谁想到，光是办理立项审批手续就足足花了11个月，涉及省、地、市有关部门共计27个。期间，企业经办人员由黄岩市到地区、省城先后往返了20多次。受累不说，最难忍的是受气。报批资料经邮局寄给地区有关部门，厂方翘首企盼，可一两个月不见回音，只好壮起胆子上门催办，答曰：资料找不到了，再补一份！地区的关卡总算过了，不料送到省里又“卡壳”了，省有关部门经办人一口一个不行，非要按其意图重新修改。厂方以国务院有关文件与之理论，也毫无作用。“胳膊拧不过大腿”，厂方只得跑回黄岩，按其“旨意”重新修改打印，重新逐级报批，重新说情盖章。港商对此百思不解，顿生一计，向领导人申诉。这招果然灵，终于在1991年5月17日领到了营业执照。
据《大众日报》2002年3月22日报道，许多群众来电来函，反映一些基层单位并没有按省里各部门发布的“提速”承诺去做。有的地方工作纪律松散，按点找不到人，上班时间打牌、看电视、睡觉的还大有人在；有的地方不能按照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办事，门难进、脸难看、推诿扯皮的现象并没有改观，群众按照新规定去办事，得到的答复却是：“虽说有新规定，但还未接到上级通知，至于何时执行，我们也不清楚。”有的读者质问：政策明明已出台十余日，为何到现在还不能生效？许多部门都公布了自己的“提速”承诺，比如限时办结制、政务公开制、公开承诺制等，如何把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呢？如此的工作节奏与行政效率也叫“提速”？据《深圳商报》报道，2001年2月，深圳市启动“提速”工作，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认为，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所享有的政策优势已不存在，因此必须借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和效率，优化投资方面的“软环境”，才能增强新优势。为此，深圳市13个政府部门和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单位向社会公开作出郑重服务承诺，采取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压缩办事时限。一是减少办事环节，减少办事时间。二是在各部门普遍推行“AB角制度”，使工作人员能够互相补位，保证办事进程不因个别工作人员外出而受到影响。三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办事效率，目前正在加快电子交换系统的建设。四是突出抓“窗口”办公和重点环节，使政府各部门把精力集中到为市民和投资者办实事和解决实际困难上，增强“窗口”的服务功能，增加了咨询、验核申报材料等职能，加大了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监督力度，实行挂牌服务。一些部门还开办了“绿色”通道，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五是强调廉洁反贪，杜绝随意变相增加审批事项，使原来在中国最早推出的外商服务“一条龙”舞起来。2002年，深圳市为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又出“新招”，为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结果，政府部门平均办事时间比原来缩短了约40%。企业和市民对政府机关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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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会议”和“不讲话的现场会”——改革之初小岗村人的风险决策1978年冬，当“史无前例”的那场运动结束两年多，党的工作还在“两个凡是”指导思想下徘徊的时候，尽管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由《光明日报》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思想僵化，但经济改革的行动还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这一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个全县最穷的村子，夏收之后每个劳动力分到3.5公斤麦子。据说小岗村18户人，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当教师的李学桐，每年大约有几个零用钱可勉强度日，一户是在县银行工作的严宝才，由于吃的是公家饭，微薄工资在那个年代完全可以养家糊口。区区3.5公斤麦子，再加上微不足道的一点秋粮何以活命？小岗村当时并不出名，但“凤阳花鼓”却是尽人皆知的。“左手锣，右手鼓，打起那锣鼓唱一路。人家的丈夫作威又作福，我家的丈夫只会打花鼓„„”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上了队长。这个倔犟的汉子几经琢磨，在冬末的一个晚上硬是把18个户主集中在家里，开了个“无声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张条子：“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们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就是这么一张条子，标点符号是后加上的。错别字不少，在18个人手中传来传去，不识字的就由别人在耳朵边悄悄嘀咕一番。满屋子里，除了十几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冒烟儿，再没有别的声响。最后，严旗顺这个全村德高望重的老汉第一个在条子上摁了手印，大家随即仿效。把个白纸条上摁了红红的一片。就这样，大包干誓言在严俊昌主持下秘密诞生了。小岗村人为了保命，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这个秘密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时村里许多人为严俊昌捏着一把汗，担心这样下去会犯事；周围的村民也很快发现小岗人干活尽是一家一户，他们莫不是分田了？终于纸包不住火，小岗村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得各级领导都跑来了。由于历史原因，领导们态度自然形成了四种情况：一种是不打招呼，看完了就走人；一种是也看了，也听了，临走时靠眼神说话，使足劲同严俊昌握手告别；再下来的不是公开支持便是非常恼怒，当时公社书记一气之下，把给小岗村的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也给扣下了。县`地区和省里不少领导均以不同方式支持了大包干，默认便是一种最好的支持。不过他们感到忐忑不安的是，一旦老天不帮忙，收成不及上年，大包干就会被一棍子打死，政治生命也就跟着完了。1979年秋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满面春风，将一份统计数据交到省委：1979年全县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67%，油料增产1.4倍；小岗村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7年至1970年14年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上缴粮食12488公斤。秋末的时节，在陈庭元的积极倡导下，省委决定在凤阳召开一次“不讲话的现场会”。与会的全区四级干部不听报告、不讨论、不总结，包括小岗村在内实行大包干的几个村子，你愿看哪家就看哪家，愿找谁谈就找谁谈。结果在这次“会议”之后，分歧统一了，争议平息了，犹豫者坚定了，等待观望者“披挂上阵”了，大包干在整个安徽很快推开了。
六经也称“六艺”是经过孔子筛定向弟子讲授的教材，它实际指的是后世所说的“五经”和后来失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