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总是在一定文化语景下发生，受某种力量的操纵和干扰。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操纵，揭示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本文从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出发，主要借鉴勒弗维尔的重写理论，从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分析了政治、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和专业人士对1949-1966年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的操纵。建国后文革前，文学系统内外操纵因素高度统一，国家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化多元系统的主导地位，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翻译活动的三个阶段——翻译选材、翻译策略、译品接受——都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1949－1966年翻译出版情况以及经典翻译实例，如《牛虻》、《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证明翻译是一种被操纵的行为。翻译活动的每个阶段主要操纵因素不同，但深层上可归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的诗学决定了翻译选材。1949-1966年，由于翻译被定位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服务的工具，作品的社会和思想意义远远高于文学意义，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成为文学翻译的主流，西方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文学也被大量引进，而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则被排斥。另外，阶级立场的区分导致一些二流作品介绍过多，另外一些优秀作家被有意忽略。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问题的处理方法。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译者往往需要对原文进行增添、删减、省略、扭曲、模糊、含蓄和归化处理，译文的内容、措辞和风格都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揣摩对比五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译本，便可发现隐藏在译本间微秒差异。意识形态的操纵导致不完整、不忠实，甚至完全扭曲的译文，挑战着传统的“忠实”和“对等”的翻译理念，揭示了翻译的复杂特质：它决不是远离政治的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和权利抗争的场所。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则影响着翻译作品的接受，他们通过译序、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教科书的编写、社论、文学评论和文学经典化等方式操纵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接受，维护着主流文学系统库的构建。翻译作品是否成为经典，能否在译入语文化获得为合法地位，主要受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专业人士”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所能决定的。1949-1966年，一方面，伴随着强大政治需求，翻译事业变得更加有序、规范和系统，获得了蓬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服务功能，文学的审美功能被扼杀。另外，受翻译活动的影响，革命文学成为国内文学创作的主流，典型塑造成为文学创造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