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问答题,材料题,分析] 根据给定材料，结合当前实际，以“物质化时代的精神家园”这话题，自选角度，自拟标题，撰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1000-1200字。

1.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8%（人均GDP平均增长率超过8.6%）,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四倍，经济规模在30年内翻了四番。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1.33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吸引国和重要资本输出国。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44倍。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目前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1998年—2008年，中国大学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20%，是同期中国GDP增长率的两倍。中国大学在校生数量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中国高铁创造了每小时480多公里的世界最快速度，中国的大飞机项目正在加速研制中，中国的“天河一号”计算机也是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深入5188米海底，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的历史。“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成功，为中国突破和掌握航天器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我国“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是要贯彻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7%。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要把发展和所得到的成果用在民生上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表示，7%只是一个预期性目标、指导性目标，如果各地在实际执行中缺乏严肃性和执行力，国家“十二五”降速提质增效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需要在政绩考核等方面提出硬约束，如要求一些地方淡化GDP考核，进一步严格节能减排、保障房建设等指标考核，来约束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行为。 日本大阪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说，那些提出中国应当放缓发展节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有失偏颇，因为这不是慢下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个别行业的问题视为整体社会发展速度有问题。毕竟在中国各方面建设及国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时候，中国社会保持快速增长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而对于为“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中国速度”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发展动力。“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曾以此为题刊登过一篇社论。一名经常往来于中日两国的日本商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办理一些商务手续最快也要3个月的时间，现在中国人的速度已经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还出现了各种代办公司，几天就可以拿到所有手续。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还能制造出很多行业，比如快递公司、快餐馆等，让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感到非常方便。” 2.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区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工程数量激增，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近些年，建设工程领域事故频出，工程质量和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2011年6月30日，被称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的胶州湾大桥正式通车。通车5天后被曝出桥上很多螺栓没拧紧，有些地方还没安装隔离护栏，一些照明设施也安装不到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要赶着竣工，所以来不及把这些工作都做完。2011年7月8日，有着“亚洲第一站”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通不到10天，其北广场已有数千平方米地砖被施工人员全部敲碎拟重新铺设。该站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解释，因要赶在“七一”前通车，其北广场原先铺设的地砖为“临时设施”，如今砸掉重做正是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2011年7月15日凌晨，杭州钱江三桥北向南离滨江转盘不到800米处（引桥部分），右侧车道部分桥面突然塌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钱江三桥1993年动工建设，1996年竣工，1997年3月通车，在通车验收时已发现桥面有一些裂缝，专家认为这些裂缝主要是修桥时灌浆不合格造成的，工程验收最后确定为“合格”，之后维修不断。2004年4月，钱江三桥开始实行禁止外地货运机动车和市区8吨以上大型货运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但大桥上的监控显示，仅2011年1月1日至7月15日，上桥的车辆中超过30吨的货车就有17593辆。一位货车司机也向记者坦承：我的车核载是34吨，这次装的货有100吨左右，从拱康路到萧山，走钱江三桥更快也更近，可赚到1000多元，如果不走钱江三桥，就得绕城多跑几十公里，只能赚到300多块。就在事故发生前一天下午，交通部门已布置修桥事宜，交警的封道方案也已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就等着7月15日上午封道修桥，但是15日凌晨，19辆偷偷上桥的大货车就压垮了引桥右侧车道部分桥面。 按照规划，2011年全国计划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各地2011年10月底前要全部开工。截止到2011年5月底，全国整体开工量仅为全年计划的三成。到7月初，许多省纷纷传出保障房建设“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喜讯：全国城镇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建设721.8万套，开工率为72%，而辽宁、山西等地的开工率已达到九成左右，而更突出的陕西省，除计划内的790个项目外，还超计划开工9个。有关专业人士指出，一些地方为保证开工量，出现将棚户区改造中的动迁也算作开工，或农民建房和单位建房也纳入保障房范畴之列，或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动工建设，边建设边申报；一些地方所推的保障房项目供地偏远，配套设施缺乏，可能导致今后“保障房空置”现象的出现；一些地方的保障房工程质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2011年4月，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机抽查20个保障房项目中就发现诸多问题，如广西上思县2010年底廉租住宅楼工程A标4号楼，钢筋合格证明文件均标识为柳钢产品，而现场使用的却非柳钢产品；上思县2010年度廉租住宅楼工程B标2号楼的四层柱直径为12mm的HRB335主钢筋使用了不达标的“瘦身钢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重量均不合格。此外，个别工程的水泥配合比设计使用标号为42.5的水泥，而实际使用标号为32.5的水泥。内蒙古包头石拐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小区”，是包头专门为解决采煤深陷区居民住房问题重点打造的一项“民心工程”。2010年刚刚交工入住就出了问题：500多户居民家中墙体开裂，墙皮起砂脱落，墙面水泥疏松得像土块一样，一使劲就能捏碎。 3.2005年—2010年，中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2%，投资额6年增长了8倍。2011年7月23日晚，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8月10日的国务院会议室暂停审批所有新的铁路建设项目，对已获批项目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开展高铁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有隐患的项目立即停止运营或建设。同时强调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以利于增加安全冗余，改进技术和管理，积累安全管理经验。8月16日起，铁道部开始实施新的全国列车运行图，部分高铁不同程度降速。同日，已投入京沪高铁运营的54列动车组被召回进行全面整修。此次降速是经历了十余年跨越式大发展，以不断提速为标志的中国铁路第一次降速。有专家认为，适当降速将让“中国速度”更加令人信服。 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1%以上，总量超过1.3万亿元，北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特征已经形成。同时，作为特大型城市，面临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升级的需求，世界范围对经济、科技制高点以及国内地区间对高端要素和产业资源的竞争也日益加剧，需要更注重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能力。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影响，北京发展中城北重、城南轻，东北部快、西南部慢，城里快、城外慢的特征明显，区域的发展不平衡。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000万，机动车保有量近500万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污染较重、垃圾处理难，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摊大饼”的粗放发展越来越背离首都功能定位。后来在“十二五”规划中，北京市主动降速，把今后五年年均增速确定为8%，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低。2011年上半年，北京市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加大力度，按照中央保障民生的精神，对房地产、汽车和金属工业同时进行主动调控，先后出台了房屋、汽车的限购措施，使近年来机动车过快增长、房价居高不下的状况得到了有效遏制；主动对北京工业支柱企业首钢进行搬迁调整，使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加快了北京产业的升级。这三大调控，吃掉了北京1.8%的增速，也就是北京与全国平均增幅的距离。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北京的GDP增速为8%，比往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 从发展的速度上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确实有可喜的一面。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西部的GDP增速总体超过了东部地区，两者在总量上的差距已出现缩小的趋势。但是，前者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取得的，速度越快，粗放的程度也越深。中国科学院2011年7月29日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中对全国各地GDP质量指数（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进行的排序中，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江苏位列中国各地区GDP质量排行前五位，而西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有专家指出，上述报告的公布有助于“让公众科学地认识GDP，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抛弃GDP”。并强调“科学认识GDP的核心是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 4.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放纵，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他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困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到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要靠这些钱根本不够。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5.当令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裹挟着各种价值观，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个体在“物质化”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找到个体与社会的平衡点，才能在面对诸多困难与诱惑时做到有所坚守而不迷失自我？ 洪战辉，1982年6月出生。在他13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还要照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和一个捡来的弃婴妹妹，并且还要坚持学习。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放弃，带着妹妹上学，打工挣钱养家，一直坚持了12年，不仅使妹妹健康成长，也使父亲病情好转，还迎回了母亲，自己考上了大学，全家重新团聚。洪战辉说：“出身贫寒，我渴望富有；经历苦难，我追求幸福；人们同情弱者，我选择坚强。在我心中，只在感恩和爱。” 2011年8月31日，成都市的出租司机曾文华拉载的一位客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将一个装有黄金首饰（价值150多万元）的纸箱子遗失在副驾驶位置上。曾文华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将箱子送回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并在警方的帮助下交还给了失主。有人说他真傻，失主没有索要发票，也不知他的车型、车牌号和他的名字，就算不还，肯定也找不到。“不求富贵，但求心安。”曾文华告诉记者，自己已不是第一次捡到东西，以前捡到手机都会亲自开车给失主送回去，“只是没有想到这次会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笑了笑说，“如果把它藏起来，我这辈子都会背上包袱，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简单幸福地生活了。” 郭明义，52岁，鞍钢齐大铁矿公路管理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明义一直坚持提前两个小时上班，15年来，累计献工15000小时，相当于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他坚持20多年做好事，资助工友，向希望工程捐献，无偿献血，他的献血量6万余毫升，可以挽回75个危重病人的生命，他还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0多年来，已经累计捐款12万余元，帮助189名贫困学生重返课堂，让300多个家庭重新荡漾起笑声。有一个问题，天天有人问：“你为什么坚持做好事这么多年？”他说，做好事挺快乐的，晚上睡觉很香，这种成就感胜于金钱和财富带来的价值。平日里，老郭没事总爱写上几首诗，唱上几句歌，享受着这平淡却又幸福的生活。同事们也被他的积极和乐观深深地感染并带动着。在他的号召下，有1700多名矿工和居民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200多人成为捐献遗体志愿者，2800多人参与希望工程助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1年9月对101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8.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当下亟须倡导“袁隆平式财富”，所谓“袁隆平式财富”就是说财富的内涵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公益、公共、共享及给人类带来的进步。曾经有一个财富榜将袁隆平院士评为“名誉富豪”，认为凭借他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其身价足以超过1000亿元。袁隆平回应说：“用财富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太低级、太庸俗”。他坦言自己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已经很满足了，“对金钱我不会挥霍浪费，但该花的还是要花”。2011年9月19日，经专家测定，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V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这标志着我国杂交稻技术在世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成绩也意味着如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四五亿人，造福整个人类。已经81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80后”。他说，希望自己成为“90后”时，能够实现超级稻亩产过1000公斤的目标，这是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