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问答库＞考研试题

一、名词解释

1． 形与神

【答案】形与神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之一，即外在形象和内在的精神本质。最早出自东晋顾恺之《摹拓妙法》“以形写神”。他认为神应以形为依据，如果仅仅形似，而不能反映出绘画对象的特有神气，都不算成功。对于人物的描绘，他十分注意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与表情动态的一致性与复杂性。后来将形与神应用到批评文学文本的形象和内涵，影响深远。

2． 思无邪

【答案】思无邪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经》的著名观点。“思无邪”主要有两方面内容：文学创作理论上，孔子强调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思想上，“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孔子认为这句诗可以包括全部《诗经》意义。邪和正，必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

3． 四端

【答案】四端是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伦理学概念。它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孟子的“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4． 熏浸刺提

【答案】熏浸刺提是梁启超提出的关于新小说的文学主张。语出其《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而人们特别偏爱小说的原因，在于小说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境

“浸”、界，使读者得到想象中的满足，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认识自身。他将小说作用概括为“熏”、

“刺”、“提”四个方面。“熏”实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二、简答题

5． 中国美学中的心与物的感应说。

【答案】心与物的感应说最早起源于《乐记》，刘綱、在《文心雕龙》中《物色》篇中正式提出，钟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美学观点。

（1）《乐记》里的心与物的感应说

《乐记》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是完全相通的，而且直接对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音乐的本源在于人心感物。其中说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里提出了“物—心—声—音—乐”的音乐本源论，它比较注重外界事物对心感发。但是在人性论上则认为七情乃是人心所固有的。

（2）刘勰的心与物的感应说

刘網说：“物色之动，心也摇焉”。由于人心对外物的感应，才产生艺术的灵感和创作（抒情）的冲动。这种人心对于外物的感应的实质，是“气”的感应，是自然界的“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刘勰从人心对外物的感应，谈到艺术想象活动的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即艺术构思的妙处在于作家的想象活动是和事物的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再一个特点是“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即作家的想象活动和事物的形象贯通在一起，从而引起了情感的变化。艺术想象活动是一种饱含情感的心理活动。

（3）钟嵘的心与物的感应说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指出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是，外界事物对是人的感发触动，即“物之感人”。钟嵘对“物”的理解是比较宽的，不仅指自然事物，也包含了社会生活内容。钟嵘从分析中国古代诗歌（《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的具体内容中，阐明了诗歌的产生根源是在于外界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对人的感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

三、论述题

6． 刘勰钟嵘文艺思想比较。

【答案】刘勰与钟嵘文艺思想之比较：

（1）相同之处

①认为《诗经》和《楚辞》是历代诗赋的源头

在宗经方面，刘總和钟嵘都认为《诗经》和《楚辞》是历代诗赋的源头。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辨骚》篇中，指出作文（主要是做诗赋）应当“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即宗法《诗经》，酌取《楚辞》；钟嵘答《诗品》把汉魏诗人的渊源，分为国风、小雅、楚辞三系，实际就是“同祖风骚”之意。

②主风骨与文采相结合

主风骨与文采相结合，是钟嵘、刘勰都很重视的一条重要的艺术标准。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强调作品应风清骨峻，具有鲜明爽朗的风貌和刚健有力的语言，同时又认为清峻的风骨要和美丽

的辞采相结合；钟嵘《诗品序》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也是要求风骨和文采相结合。

（2）不同之处

①诗歌的性质、作用和思想内容有所不同

刘勰比较重视教化、美刺讽谏作用，重视诗的政治内容；钟嵘则更为重视抒情特征和艺术感染力。刘勰论文章或诗歌，注意政治社会功能，他认为“搞文必在纬军国”；钟嵘重视诗歌表现怨情，他主张广泛表现性情，重视表现“感荡心灵”的怨情。他对诗的思想内容要求比较宽泛，而更注意其激荡人心的感染力量。

②诗歌的体裁样式有所不同

刘勰兼重四言诗、五言诗，钟嵘则偏重五言。《文心雕龙•明诗》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诗品序》指出，四言诗“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则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故云会于流俗”。钟蛛着重从艺术表现力的强弱角度，指出四言诗不如五言诗，在社会上的流行程度，也是五言占优势。

③诗歌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有所不同

刘勰很重视用典，《文心雕龙》有《事类》专篇论用典，篇中强调用典的必要性；钟嵘则明确指出写诗不贵用事。《诗品序》云：“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④对作家作品的评述有所不同

a. 刘、钟两家之论亦有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五言诗作者、王粲和刘桢两家的位置先后、谢灵运和山水诗的评价这几个问题上。

b. 关于西汉文人诗作者，涉及到文人五言诗的创始问题。《诗品》列李陵、班婕妤两家，不列苏武。刘勰对此较为审慎，对于西汉是否有比较成熟的文人五言诗，他表示怀疑，钟嵘对此则加以肯定，并在论述诗人继承关系时突出了李陵的作用。钟嵘对于建安诗人，曹植以下最重视刘桢，刘勰则更重视王粲。钟嵘对谢灵运评价很高，刘宋诗人只有谢一人列于上品。《文心》体例，对刘宋两代作家不作具体评述，于谢灵运亦然，但他评论山水写景诗，却语杂褒贬，充分体现了他视诗歌美刺讽谕内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