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20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间接也影响了大众传媒的社会文化身份。1988年1月1日，台湾解除了长达38年的报禁，这拜赐于社会的进步，民间多元力量的茁壮成长，似乎水到渠成之事，它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媒介生态的变化，还有台湾社会的深层巨变。新闻媒介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新闻媒介孕育于社会环境之中，又应策动它的进步。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媒介；反之亦然。报禁解除后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外部讲，政府对大众传媒业的控制由直接变为间接，通过“他人”之手掌控；新发行报激增于大城市，都急于在新的媒介环境占有一席之地；台湾的大财团觊觎报业的社会影响力纷纷加入报业经营，使报业逐渐成为富人的游戏,报业的进入门槛不断增高；而新闻节目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商品后，广告主开始左右新闻报道的内容；报禁解除后，《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系的市场份额虽然短期内无人撼动，但是有政府支持的《自由时报》和崇尚读者第一的《苹果日报》向二老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报禁后关于媒体诽谤的诉讼逐渐增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几乎完全市场化的报业市场中，新老报刊前仆后继，不断有新报开张，也不断有旧报打烊。反观内部环境：收视率成媒体唯一追求目标；受众对报纸接触率下滑，软新闻增多；媒体所受的经济压力会影响报社的言论走向;报纸零售逐年上升，与订阅客户基本平分发行市场；各大报纸调整版面内容与版面元素吸引多元的受众。此外，报禁解除后，也引发了一些原本未曾有的问题，如媒体接近权，如内部新闻自由等，这些问题随着民主社会的到来也被新闻从业者提到议事日程上。开放报业竞争应视为整个社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一部分，但是，解除报禁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解除报禁是迈向民主宪制的一大步，并不能以报禁的解除为终结。剩下的问题是：哪些人可以享有媒介资源呢？目前只是“有权的”和“有钱的”以及少数媒介认可的专家学者有这种权利；一般被遗忘的沉默大众根本无缘，除非他们成为天灾人祸的受害者。本文通过对报禁解除前后媒体生态环境的梳理和分析，试图了解新闻自由主义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新闻业完全市场化以后是否就一定会给社会大众带来福祉，以及媒介与民主在特定时期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观之，民主化，市场化虽然不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但是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仍是迄今为止最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模式，也是可以让民众忍受的模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