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与经济高速增长和制度加速变革的历史进程相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阶段。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转型升级新任务的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DI）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从而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同时缓解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的政策思路正日益受到重视。ODI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就是ODI的溢出效应，具体包括作用对象、发生机制、影响效果和形成动因等内容。

本文从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两方面研究ODI的溢出效应：前者是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增长动力，也是外汇储备积累的直接原因；后者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反映了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二者共同构成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具体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我国ODI的影响因素，侧重于分析溢出效应形成的动因；二是ODI对出口的溢出效应，侧重于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差异的影响；三是ODI对TFP的溢出效应，侧重于分析母国制度转型的影响。

本文为研究ODI的溢出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结合中国这一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主要创新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引入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反映比较优势，建立了跨国公司对出口与ODI进行二元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为解释ODI对出口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微观机理。通过求解最优决策将ODI对出口的溢出效应分解为最终品的出口替代效应、中间品的出口引致效应和逆反馈引起的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得到了ODI对出口产生替代效应或创造效应的条件。利用108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揭示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我国ODI对出口的溢出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第二，在以市场化和区域市场整合为标志的制度转型背景下，提出了ODI对TFP产生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即逆向技术反馈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和规模经济机制。建立了TFP内生于ODI和制度变量的新增长模型，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将TFP分解为技术水平变化、资源配置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揭示了ODI对TFP产生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利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论证制度转型过程中ODI对TFP的作用效果和机理提供经验证据。

第三，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层面挖掘ODI溢出效应的形成动因。在母国层面：通过引入储蓄率、融资环境、国际储备等金融性因素扩展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建立了母国因素与ODI相联系的基准模型，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判断我国ODI的特殊性以及推动和阻碍因素。在东道国层面：通过Chow检验判定我国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显著不同的投资动机。综合母国因素和东道国因素，并根据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ODI对出口和TFP产生的影响，揭示了溢出效应形成的动因。

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我国ODI已进入IDP的第三阶段；经济增长、出口和国际储备积累是ODI发展的推动因素，而国内投资的替代效应和较差的融资环境是主要障碍；我国ODI规模低于扩展的IDP模型决定的期望水平，“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ODI。

第二，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DI具有显著不同的动机，表现为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寻求；无论在哪类国家，都表现出市场寻求动机，都没有表现出效率寻求动机；在环境因素中，与东道国文化联系的影响显著。

第三，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越大，则ODI对中间品的出口引致效应和逆反馈引起的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越强，于是ODI对出口的创造效应越强；我国ODI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并且随着我国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提高，ODI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

第四，我国ODI对TFP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具体分解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对规模效率的降低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不显著作用；市场化与ODI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互补性，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具有替代性；区域市场整合与ODI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替代性，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具有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