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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 “声音之道与政通”

【答案】“声音之道与政通”是音乐政治化的阐释，出自公孙尼子。公孙尼子《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公孙尼子认为，音乐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音乐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

2． 《昭明文选》

【答案】《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又称《文选》，山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溢“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3． 楚辞

【答案】“楚辞”既是一种诗体的名称，又是一部总集的名称。作为诗体名称，楚辞是指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的由屈原吸取楚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特色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又称“骚体”，它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的加长和“兮”字的大量运用。作为总集名称，楚辞是指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一部用“楚辞”作书名的辞体诗歌集，收录了屈原《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及宋玉、景差等楚辞体作家的作品。

4． 汤沈之争

【答案】汤沈之争是指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与沈璟围绕“曲律”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议。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认为为了充分表达“意”“趣”“神”“色”，为了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格律束缚; 沈璟则注重严守音律，认为只要作曲合乎曲律，内容倒在其次。两人的分歧，关键在于着眼点不同，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重立意、才情，而沈憬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因此他们的分歧并非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相反，正是二者的补充、融合，推动了传奇艺术的发展。

5． 临川四梦

【答案】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因作家是江西临川人，且四部作品皆以梦境来展开故事情节，故此

得名; 或以作者书斋名合称“玉茗堂四梦”。从题材内容上看，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这里女性是占主体地位的，主要基点是对人物发自内心的肯定，充满热情的赞颂，时刻高举真情、至情的旗帜，艳丽多姿; 后两个是政治问题，这里男子则占主要和绝对的位置，基点则在于对主要人物及其所处环境的整体否定，还把仙佛两家的出世理想与终极权威联系了起来，尖锐深刻。从戏曲文学及舞台演出剧本的角度而言，“临川四梦”的地位突出，其艺术造诣之高，对人生处境探索之深，对角色内心刻画之细，可说在中国昆剧传统中无与伦比。将“四梦”作比较，各有千秋，但当属《牡丹亭》在艺术上成就最高。

6． 文道一贯

【答案】文道一贯是朱熹倡导的文学观点。他强调文道统一，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二者可、能分开，反对“文以贯道”。主张人们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随道的产生而产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产物。他强调道外无物，也就是强调道外无文。他坚决反对道自道、文自文的看法。

7． 新乐府

【答案】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自己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白居易继建安诗人及杜甫美刺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以诗歌来补察时政，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他们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代表作家及作品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

二、简答题

8． 简述唐代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和新乐府诗的特点。

【答案】（1）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

白居易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论著作是《与元九书》。其诗歌创作主张如下:

①诗歌创作主张“为时”“为事”而作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不过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在《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

②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

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的一面，不主张“美”，他说:“欲开奎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③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他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与元九书》说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

④强调诗歌创作浅显易懂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即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的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白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硬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或有意排斥和否定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

（2）白居易新乐府诗的特点

①内容的单一性，主题的明确性

白居易的讽喻诗每首只写一件典型的事物，即他自言其《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之意，诗中不涉他事，不出他意。这样就使诗歌的主旨非常清楚，甚至显得过于直露。

②叙事和议论相结合

白居易有意识地加强诗中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多片言居要，起到画龙点睛、加强主题的作用，并多置于结尾，“卒章显其志”。如《红线毯》曰:“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虽直露，但不失显豁。

③人物与事件刻画描写的典型性、形象性

如《新丰折臂翁》单选一个“头鬓眉须皆似雪”的88岁老翁来写，《上阳白发人》单选一个“去时十六今六十”的老宫女来写，就是意在更典型化。最成功的例证是《卖炭翁》中的卖炭翁。为了加强典型性，新乐府诗还善于使用对比、比兴等修辞手法，如《买花》等。

④语言的通俗性、流畅性

相传白居易作诗先读给老妇听，懂则定稿，不懂则修改，以至留下老妪能解的佳话。为此，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很少使用典故，更不使用生僻艰深的字，多用口语、俗语，如“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又常用自叙语，如《新丰折臂翁》几乎全是老人的自白。但白居易的浅切平易决不是浅陋平庸，它属于“语浅意深”和“思苦言甘”那类。